巴士的點評——點解人們愈鬧,中國愈得?

        十九大之後有很多有關中國的議論,有個略帶一點自由派思想的大學老師跟我說,香港人習慣了自由生活,不喜歡大陸相對專制的管治手法,但過去二十年香港人愈鬧共產黨,中國就愈來愈好,經濟快速發展,「我們都要想想,中國還是有些事情做對了。」這個思考角度很好,我覺得要看中國過去一百年的發展軌跡,才可以解答到這個問題。

  時光又倒流到一九一九年中國五四運動時,昨天我講過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結了五四運動,當時的知識份子覺得中國要跟西方道路發展,但結果中國仍給人欺凌,要將德國的膠州灣租借地,交由日本接管。

  那一年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之後的八年,中國開始模仿西方建立一個共和政體,可惜中國並未強大起來,民族未能自立。

  相比之下,日本卻強起來了。一八六八年日本開始進行明治維新,國力迅速上升,二十六年後即一八九四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一個小國首先打敗大過她很多的中國。到一九○四年,日本再在日俄戰爭擊敗俄國,稱霸亞洲確立它是強國的地位。

  當時很多中國人都想仿效日本走西方制度,搞出類似民主共和的政體,但巴黎和會如一盤冷水淋到中國人頭上,結果就分裂出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繼續想走西方路線,另一條道路是仿效俄國十月革命,搞社會主義革命。結果中共把社會主義引入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中共搞革命成功,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這是她做對的第一步,完全符合當時中國人希望國家獨立自強的願望。

  我讀大學時研究過一個課題,就是一個搞革命的政黨在奪取政權後,如何演變成一個搞發展的政黨,當時我已發覺大多數革命政黨難以轉型。革命是搞破壞,但革命之後的建國就要搞建設。毛澤東是革命領袖,發動群眾,打仗鬧革命很成功。要他坐下來搞經濟講建設,非他所長,他就用搞革命的方式搞經濟,搞不好大權旁落。再發動一次文化大革命,重新奪回政權。

  中共不能由搞革命的政黨演化成為搞發展的政黨,在和平時代不斷革命,背離人民希望有和平溫飽生活的要求,成為她走錯的第二步,很多海外華人對中共形成惡劣的印象,都從這時形成。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過世,鄧小平上台,一九七八年開始改革開放,再把解決人民溫飽作為頭號問題,中共由革命型政黨過渡向發展型政黨。如果西方的民主制度下政府是以選票來取得合法性,社會主義制度則無普及的選舉,只能透過直接解決人民最大需求來獲取合法性,路走對了,人民的支持就高了。這是中共由錯轉對的第三步。

  但二○○一年中國入世後,二○○二年開始的十年,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但管理比較鬆馳,貨幣濫發,貪污伴隨發展而生,十元銀行貸款,有七、八元不知跑到那裏去,中國的路雖然未見大錯,但又開始走偏了。到二○一二年習近平上台後,從嚴治黨,整頓經濟結構,令一切重回正軌。

  中共在十九大是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為己任,以建立現代化強國為目標,這是一百年前中國人已開始有的夢想,將是中共走對的第四步。

  中共領導中國,由革命之路,走上發展之路,追尋美好生活,正是民心所向。她正以專制但高效的施政,獲取人民的認受性。若我們從虛無的角度質疑中國缺乏民主,但它卻如此高效地滿足着人民的需求,套用一句俗語,這是非常「堅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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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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