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的點評——「違法達義」的民主要來何用?

        佔中案審結,地方法院法官陳仲衡對佔中九子的判詞嚴厲,但判刑手鬆。法官仁慈,基本上有一個反效果,就是公眾對事件的反思不會深入,甚至被部份人把被判刑者扭曲成英雄,法官是加害者。這裏涉及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法治問題。

  法治是民主社會的基石,佔中發起人一開始從理論上就否定法治,採取「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方式,把違反法治的行為,昇華到法治的最高水平,稱之為「以法達義」。他們指稱,因法律不公義,就可以不遵守,這才是達到正義的方法。確切點說,他們鼓吹的應稱為「違法達義」。

  恕我才疏學淺,對政治學研究不深,但三十多年前涉及這學科時,書本已教導西方民主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分別。在於西方講求程序公義,要按法律、規則和程序辦事,即使最後得到的結果很荒謬,在法律或規則修改之前,也要依從。但社會主義制度講求目標理性,為追求理想平等的社會,即使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也無可厚非,而西方的法治就更被指為是資本家統治的工具,這是一種以目標合理化行動的手法。幾十年過去,我覺得這理論框架仍然有效。

  但世界輪流轉,聲稱是民主派的佔中發起人,相信法律不一定要遵守,違法可以達義。倒過來仍在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央政府,卻苦勸香港人要守法。世情荒謬,莫過於此。

  「違法達義」的思維其實極其危險,關鍵是甚麼叫「公義」,完全由運動領導者去界定,過去的革命者,上台後可以變成獨裁者,由於已否定法治,對掌權者就毫無制約。

  法治應該先於民主,早在百多年前,已有很好的歷史經驗說明之。華裔美籍歷史學家唐德剛在其著作《袁氏當國》中,講述民國初年袁世凱執政的狀況,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成功,當時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主要是同盟會的一群革命份子,本想仿效美國的總統制,讓總統有較大權力,但當時清廷苟延殘喘,時任滿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的袁世凱坐擁重兵,民國新政府若得不到袁的支持,清朝皇室不會和平遜位,戰禍難息。所以革命成功後,新政府有虛位以待袁世凱的想法,結果就把總統制的構想,改為總理制,改總統為虛君,總理才握實權,想用一個虛位總統套住袁世凱。

  結果袁世凱真的接任大總統,但這個因時制宜的總理制就完全發揮不到作用,袁世凱找了其副手唐紹儀任總理,但上任後,唐紹儀就被擱置一旁,袁世凱的手下經常說:「唐總理又來欺負我們總統了。」其實這只是袁世凱欺壓唐紹儀的手段,結果唐紹儀上任三個月就失蹤離去。

  袁世凱想做皇帝,個人權力高於法治,唐德剛總結說:「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礎,法律才會有效。在一個法治毫無基礎的社會裏,獨裁者必然會無法無天。西諺『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此之謂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說民主法治,因為法治在先,民主在後也),筆者認為在近代中國,至少需時兩百年。最早也要在二十一世紀中葉以後;在我們社會文化第二次大轉型的最後階段,才能實現。」唐德剛的立場並不保守,十分反共,對毛澤東的批評甚為兇狠,由此可見他對中國人搞民主制的評價並無偏見。如今距離袁世凱無法無天搞民主的年代已有一百〇七年,但佔中時仍然有很多放棄法治去搞民主的理論,大行其道,難道真如唐德剛所言,中國要有法治民主,真要等兩百年?

  香港的群眾運動領導既不讀歷史,也不研究理論,只會跟隨西方,一哄而上,貿貿然否定法治。萬一我們得到這種無法治的民主,等到這些群眾運動領袖上台,按他們的公義標尺去施政,後果可以相當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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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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