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射針——「六四」三十周年所思

  六四是一場民族的悲劇,也是一道很難瘉合的傷痕。

  三十年前的六三晚上,我在美國東部教書的大學,中國的留學生邀請了傷痕文學的鼻祖、《人妖之間》的作者劉賓雁到我校演講,座無虛席。因為與內地有十二小時的時差,那是正是北京清晨的時候,消息不斷傳來,大家熱血沸騰,決定拉隊去華盛頓示威。我回家後收拾行裝,也與朋友及學生正在午夜出發,飛車十小時次天趕得及示威,接着再開車回家,已是兩晚沒有睡了。一年後,趙紫陽的左右手陳一諮在美國流亡,到訪我校,學生對我信任,把他安排在我家中住宿,我也得以多聽到一些內情。

  如此重大的社會事件,作為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對其不斷思考,是責無旁貸的。有關六四的錄影與資料,我已記不清看了多少次,但最公正的紀錄,我認為是韓倞(Carma Hinton)在九十年代初期所拍的三小時紀錄片《天安門》,當時在香港有放映,今天在網上有時也可找到。

  為甚麼說這是一場民族悲劇?我們若把事件的枝節除掉,可以發現鄧小平認為自己面對的,其實是一道千古難解的哲學兩難困局:假如要你殺掉一名無辜而且優秀的公民,但卻可因此而救到一千人的性命,你會怎樣做?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答案,在西方社會,主流看法恐怕是此事萬萬不可,但中國人,尤其是相信功利主義哲學的,很可能認為這是值得。對鄧小平此等軍事將領而言,這難題是家常便飯,軍官派敢死隊去贏得陣地,以增加戰爭中的勝算,不也是一早便預知有優秀的士兵會送命嗎?中國人民明知鄧小平是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在某些人眼中,他理應罪大惡極,大多數中國人今天對鄧小平仍是敬若神明,而且衷心擁戴,這正好反映他們心中都有一把功利主義的尺。他們對不對?此事恐怕從盤古初開吵到天荒地老,也不會有答案。

  主張要用武力驅散或鎮壓學生的主要理論是要保持國家的穩定,而穩定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當時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了十年的高速增長,但開始遇上不少難題,鄧小平的愛將胡耀邦是自由化的旗手,已被免職並逝世。鄧小平本人既主張改革開放,但也重視穩定,相信若無穩定,政策也推行不到。黨內的強硬派不一定認為改革開放是好事,但肯定贊同穩定。趙紫陽是改革派,要與學生對話,但他五月十九日到天安門見學生時,已經失勢,且學生也不肯聽他之勸早日退場。但殺了一些人,也把學生驅離廣場,是否有利於穩定並推動了經濟?歷史如何考驗鄧小平的信念?

  從牌面看來,鄧是賭贏了。中國政局在六四後遇過一些壓力,當時幾乎全球都預言中國經濟快將垮下,只有普林斯頓的經濟教授鄒至莊獨持異議,他預測中國經濟只會在短線受挫,接着會強力反彈。事實證明,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有了二十多年人類未見過的騰飛。為何如此成功?歷史往往是詭異的,鎮壓過後,強硬派表面上是贏了,但其實黨內影響力已降。鄧南巡時一聲令下,全國支持,強硬派已無力阻擋。

  會否鄧的勝利只是巧合,不鎮壓學生效果更好?也許是,但歷史並無給我們機會直接檢驗這說法,不過,我們知道,蘇聯解體後,社會失去穩定,經濟隨即受到摧殘,至今元氣未復。但經濟增長與生命有何關係?改革開放不光只是經濟增長,後者會創造大量社會資源,使到人民壽命大幅增加,醫療進步迅速。在解放初期,中國人均壽命只是四十歲左右,但今天的上海,已達八十三歲。穩定對經濟帶來的好處,包括醫療進步,救回了多少條生命?

  只有別有用心的人才會希望上述的兩難困局在中國再次出現,替中華民族多添幾道傷口。如何才可避免此等悲劇重演?雙方都肯理性探討,不走極端,是個關鍵。在六四之前,多位與學生站在一起的有識之士都曾勸他們退場,但學生沒有理會,以致後來大家都無路可走。想深層,學生運動最難之處便是無法在適當時退場。當上學運領袖,一夜之間可從寂寂無聞變成萬千寵愛在一身,世人注目。這是一種權力,一答應退場,這光環便灰飛湮滅,況且幾乎必然有新來者希望你讓路,好讓他們佔據你的位置。年輕人很難受得了權力的誘惑。群眾運動迅速變質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法國大革命變成《雙城記》所描述的殺戮;偉大的五四運動也不倖免,不少學生領袖後來也被權力欲沖昏頭腦,蔣夢麟與蔡元培都對此十分厭惡;佔中學生也不懂退場,不但一事無成,還播下後來旺角暴動的種子。我看過韓倞的紀錄片後,對柴玲等人的品格大感失望,從此亦對激進活動大起戒心。

前科技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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