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射針——保護社會關愛與理性肌理

  香港社會無疑是處於劇變當中,至於這是起點還是終點,尚有待觀察。在此種時代,價值觀、利益、認知能力等等都在互相碰撞,容易使我們見到是非不分,指鹿為馬,凡事不講道理,放棄法治精神等等異象。也許香港這世所稱羡的人間樂土合該有此一劫,但我們若對港有承擔,便應守緊崗位,使大亂早日變成大治。為減少大亂中某些人或外國勢力的渾水摸魚,有些原則我們是要堅持的:第一,心存關愛,擇善固執,對不利香港的言行與政策,我們應昂起頭來,橫刀立馬,大聲喝止。第二,在決定立場及判斷是非前,必須先經過一種以事實及證據為基礎的仔細推敲,不讓別有用心的人蒙蔽他們的靈智。第二點在混沌社會中並不討好,但正因如此,保持此中蘊藏的理性尤其重要,它是社會能夠復元的最重要動力。亂中的社會,肌體難免會被破壞,我們要減少其破壞,舉三個例子。

  搞社會運動的人大多懂得,若能弄出一些「烈士」出來為運動背書,容易煽動到更多的群眾。香港社會運動很難出現甚麼「烈士」,退而求其次,可向自殺中人尋。香港的新聞媒體本有一合情合理的潛規則,便是盡量不報道不渲染自殺個案,以免製造示範效應,使人有樣學樣,造成更多的不幸。很可惜,這個優良的傳統卻被某些示威遊行的組織者所打破,對一些與《逃犯條例》關係牽強,但已自殺的人,幾萬人路祭者有之,在網上追封為「烈士」者有之,在遊行派發的傳單中成為宣傳品更有之。香港自殺率在世界上處於中游偏低,因老年人自殺率較高而香港又特別多老人,把這因素標準化處理掉後,二○一七年港人自殺率是每十萬人有九點五人自殺,十五至二十四歲青少年自殺率與此相同,也是九點五人。這意味着香港約一百萬青少年人每年可能有九十五人自殺,在這麼多人當中強要找幾人與社會運動掛鉤是容易之事。此種宣傳策略的效力我不置評,但消費死者,把他們自殺前的悲愁浪漫化,並公諸世界,的確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走進悲劇。此種表面重視生命實質視生命為無物的惡行,不該在我們的社會存在。

  過去一月,林鄭在處理《逃犯條例》時進退失據,「好打得」的能力大幅衰退,原因為何,不得而知。以效果而論,她最大的錯誤是甚麼?我認為是她的不停道歉,不斷讓步。公平一點,她道歉的具體內容並無太大的不當,但形象上卻予人以主帥投降的感覺。她能爭取到反對派嗎?不可能!他們只會得寸進尺,但有此天掉下來的「驚喜」,定必會要求她辭職。她原來的支持者,卻大量地流失,她就算能多留三年,恐怕已無足夠政府能量有效施政了。為何支持者會大批流失?警隊在艱苦的環境下保護香港,家人被毫無道德底線的暴民起底欺凌,他們也頂過去,但他們感到政府向暴民傾斜,怎會受得了?我認為的朋友,多是城中的知識份子或社會棟樑,他們當中有些不喜談政治,但很多都看過大量暴徒如何不守法紀,磚頭亂扔,仇恨粗鄙行為蜂擁而來的錄影片段,這些與他們的價值觀有巨大反差,但政府卻要向此暴行投降,我見到最不理政治的也變成悲憤,大罵林鄭。她判斷力大跌,還反映在她所說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出來反對修例。那有數以百萬計?在人最多的六月十六日,我們動用大量人力估算,也只是四十萬人,警方的估算更低。別人不懂不為奇,但林鄭不應不知真實情況,這反映她過去幾周,生活可能十分封閉。

數人頭靠保持專業

  說起數人頭,最重要保持頭腦冷靜,使社會不致被騙。我近月有參與的香港發展中心,也有派人去估算七月七日到高鐵站的遊行人數。這次我不在港,但有一位很有計算人數經驗的城市規劃師陳伯熹先生加入我們。我們常試驗不同的方法,這次是在兩個遊行人士的必經之路計算不同時段人流速度,伯熹先生做事非常專業,保持專業性是正是動亂社會中一定要做的。他的結果是不超過十一萬人,比民陣的少,比警方的多。

  順帶一提,有人問我們為何不用人工智能AI?我一直主張用AI,它的主要優點是快,節省人力,有了照片,幾秒鐘便可算出人數,但它的主要缺點是準確度可以極低。電腦也會錯?是的。用過谷歌翻譯的人都知它的翻譯很多時使人啼笑皆非,而它是靠AI的。若要減少錯誤,必須一段頗長時間的深度學習,人工智能會自動調校,結果逐步改善,其優點便可發揮。在算人頭上,如何使電腦能分辨出那些是人頭,那些不是,並不容易,電腦可通過不同的過濾,把不同顏色、形狀等等的特徵辨別出來,而使用者可以用原始的方法把人數數出來,對照電腦結果,再逐步刪除錯誤。在未經大量深度學習的過程前,AI的結果最多也只是輔助性,不足為信。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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