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之間——一罪兩審

  三月六日吳文遠(見圖)(下稱「上訴人」)被裁定一項普通襲擊罪不服定罪及判刑而提上訴。原審時,裁判官以在「惡意轉移」基礎上裁定上訴人普通襲擊控方第二證人罪名成立。雖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並無針對該案的裁定是否有錯誤運用「惡意轉移」原則,但高院原訟法庭法官邱智立處理上訴時提到案情並不符合「惡意轉移」,且提出一個問題:為甚麼控方不直接控告上訴人普通襲擊梁振英先生而選擇以控方第二證人作為受襲擊者?邱智立法官最後認為因未能於毫無合理疑點下以「惡意轉移」為基礎的定罪,是不安全和不穩妥,因而裁定上訴人定罪上訴得直。

  那麼,衍生一個問題:控方能否因襲擊對象不同而以同一控罪對上訴人再提出檢控?這便要理解一罪兩審原則。一罪兩審是禁止控方在某人已獲判無罪或被定罪情況下,以同一項罪行或與審訊時相同或大致相同的事實和基礎再次檢控被告人。這項規則源於一個理念,那就是已受刑事審訊之苦的人,在最終裁決之後不應再受困擾,若被判無罪便應可重過正常生活,若被定罪則應面對適當懲罰。

  根據香港現有法例,第 383 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第11(6)條:”任何人依香港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刑”;以及第 221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31(1)條:“在任何法院的刑事法律程序中,被控人作出曾就同一罪行被定罪或曾就同一罪行獲裁定無罪的答辯時,可述明他以往曾就被控告的罪行被定罪或獲裁定無罪 (視屬何情況而定 )。”

  在吳文遠一案中,原審時控方控告上訴人以控方第二證人作為受襲擊者,而上訴人定罪上訴得直原因亦因為邱智立法官認為控方未能證明「惡意轉移」原則,故此對控方第二證人的普通襲擊罪並不成立。但如控方因三月六日上訴結果而對上訴人就普通襲擊另外一個人提出檢控,即使案發的經過是一樣,控罪詳情亦可能因為受襲擊者不同而有所更改。故原則上,應該未必構成一罪兩審。不過,如果我是辯方,就會質疑審訊的事實基礎是完全一樣。應該會有一番辯論。

  然而,律政師暫時未有任何決定。因此,是否再提出檢控是否構成一罪兩審亦要視乎檢控方的最後決定。以上當然是個人以法律論法律的想法,總而言之,如果是新的受襲擊者,就有機會不能說是 “put in peril of the original charge”. 



執業大律師

林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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