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之間——判決言論

  聽聞有大律師、律師、其他專業人士和市民寫信投訴主任裁判官批准擔保之寬鬆,放出所有暴徒繼續上街。這種說法反映這些人對法治徹底不認識,無疑亦是對法治和司法獨立的挑戰。可悲的是,發出這些言論的,不乏有識之士和精英份子。

  首先,我已在本欄不只兩、三次指出普通法的首要宗旨是無罪假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這概念應該容易明白。直至有法官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裁定被告人有罪,他/她都是無罪的。如果他/她是無罪的,在未被判罪之前之所以要判坐監(即取消擔保),只能是因為他/她會逃走、在擔保期間再犯或影響證人。可是暴動罪的證人通常是警察,所以影響證人的推斷不能成立。再說,雖然這些被捕人士是有可能再犯,但他們亦可能因為有擔保在身而沒有再出現示威場地及/或進行非法活動。所以通常是於再被捕時才被拒絕擔保。事實亦真的有高院法官因被告在擔保期間內犯事而拒絕擔保。

  亦有很多人說暴動是嚴重控罪,可以最高判十年,不應該給被告人擔保。但如果大家還記得,當年梁天琦案中的所有被告人都是曾有擔保的,更何況梁天琦是在高院審訊,理論上應該更嚴重。但到現時為止,還沒有一單暴動案件將會在高院審訊,全部將會在區域法院由一位法官處理。換句話說,律政司不覺得現時案件比梁天琦案嚴重。那麼我們為何要求主任裁判官拒絕這些被告人擔保呢?另外,有截圖文宣指出為何一位塗鴉美國領事館的被告要坐牢,而拋國旗下海的被告可以判社會服務令。

  這些案件真不能類比,因每件案的性質不同。那位塗鴉的被告,據報道是專程由內地來港有組織有計劃去犯法。我不知道他的過往紀錄是甚麼;而這位拋國旗落海的是無案底、有職業的年輕人。何況沒有任何法庭指引說拋國旗落海是一定要坐牢。古思堯坐牢因為他已經不止一次,是無數次侮辱國旗的情況下而坐牢的。何況,所有案例都指出社會服務令,等同坐監呢!

  眼見這麼多批評法官的判決之言論是無理的,存在對法庭判案的誤解亦對我們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的一種嚴重挑戰。

  我常常想,亂世用重典於文明社會是否仍然適合。法國的黃衫軍到現在還未能解決,不過,他們的總統多次會見示威者去盡量尋找解法問題的方案。反觀香港,我們不知何故,政府將所有問題不是推給警方,就是要法官作出裁決,或給法庭壓力。但政治問題,從來只有政治方法才可以解決。

  正如剛退休的英國最高法院大法官Lord Jonathan Sumption的新著《Trials of the State, Law and Decline of Politics》所說:  「The Law is the tool by which the state impresses its will. A lawyer's job is to say what the law is...Once we have found out what the law is, what makes it legitimate?」

  「法律是國家用作推動其要旨的工具。律師的職責是講出甚麼是法律……一旦我們得知法律是甚麼,又是甚麼使其具有合法性呢?(翻譯)」Legitimacy(合法性)是需要靠人民的普遍認同。當人民只尋找武力去解決問題(即我們現在常常看見的「私了」),止暴制亂只會更遙遙無期。我希望雙方都能夠踏出一步去降溫,希望香港早日回復繁榮和安定,大家安居樂業。



執業大律師

林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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