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成為立法局議員
• 2002創立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
• 2005獲委任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
• 2007獲委任消費者委員會主席
• 2008擔任教育學院﹙教育大學前身﹚校長
• 2012出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房屋委員會主席
• 2017出任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主席、教育統籌委員會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委員
• 2022擔任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兼任教授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全球目光聚焦香港，張炳良對這個回歸日子感受很深，「我記得夜晚升完旗後，當時香港氣氛好積極，一般市民較雀躍，覺得是新開始，希望香港走向美好將來。」回首二十五年，張炳良覺得早期可為性很高，連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也定了下來。

二OO七年底，中央提出雙普選路線圖和時間表，最快可於二O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之後立法會議席可由普選產生，他認為有了邁向普選的目標，對香港政制有積極意義，「但很可惜，現實上好多蹉跎！」

張炳良身處教大的辦公室，讓記憶回溯。他如白頭宮女話當年，細說香港先後發生的數次重大歷史關口，包括二OO三年五十萬人大遊行、二O一四年「佔中」、二O一五年普選方案拉倒、二O一九年因修例演變成一場改變香港的動亂，他形容當中有很多「陰差陽錯」，都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二OO三年爆發五十萬人大遊行，張炳良認為多少改變了香港政治，亦令中央調整香港政策，成立中央港澳協調小組。

對他個人而言，張炳良過去數十年亦走了一條不平凡的路，在學術與政治圈遊走，引用他的的自述，是遊走於體制內外、建制內外。他自言並非典型象牙塔學者，從來相信要參與，不參與便沒有結果。他早年加入論政團體提倡「民主回歸」，二OO二年成立智庫，兩年後退出民主黨，之後加入行政會議，並出任問責局長；二OO八年出任教育學院﹙教育大學前身﹚校長，是他人生重大決定，在任四年半內致力推動教院「正名」，為往後升格為大學打下穩固基礎。

張炳良並非典型象牙塔學者，過去數十年，在學術與政治圈遊走。

張炳良二OO八年出任教育學院校長，提出「Education-plus」（超越教育）願景，為教院往後「正名」奠下基礎。

張炳良二O一二年加入梁振英班子，出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在大學時期參與學生運動，他給自己的要求是做「火車頭」，「不要只做一個火車乘客，乘客只沿途觀光，火車頭決定怎樣行。」不過，世間很多客觀事物，都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國兩制」本身是充滿矛盾的產物，因為兩制存在差異，兩制衝突也是必然。他認為香港今天大變，二O一九年動亂既是因，亦是長年累積各種深層次及結構矛盾種下的果。

「五十年不變」已走了一半，下半場該如何走下去？張炳良認同需要總結「一國兩制」的實踐，令「二O四七」不是歷史終結，而是跨越新起點，「所以要好好總結之前二十五年，哪裏做得好？哪裏出問題？缺憾在哪裏？要吸取經驗和教訓，往後不要只說如何走未來二十五年，應說如何能夠令一國兩制長期行穩致遠。」

香港由亂到治，但如何由亂重建？內地經濟崛起，香港還有價值嗎？這些問題，社會不斷反思。張炳良認為，在「一國兩制」下，最重要是維持香港過去的「例外」，「例外是相對於內地的體制，即是內地城市做不到，香港做到。」他反問，「今日香港還有甚麼魅力，既可吸引到內地，亦吸引到國際？如果我們沒有了這些，好坦白，若你是中央，都會問為何香港要有例外？」

張炳良於二O二O年四月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及「無論上海和深圳如何進一步經濟升級，也不可能取代香港，此乃體制使然。」事隔兩年，觀點依然。但他亦提出警告，若香港做不到扮演「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角色，自己問題不能自己解決，事事向內地伸手，只會被貶為包袱。他並說，若香港走向沉淪，例如國際化及自由倒退，得益的並非上海或深圳，而是新加坡和東京。

立法會二O一五年否決政改方案，張炳良認為，若當時能把握契機，令二O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香港往後或許不一樣，但二O一九年發生動亂，中央對香港的信任下降，造成之後很多新變化。

以太陽取代北風

然而，重建談何容易，香港人經歷動亂與疫情，人心疲憊，社會上出現「黃色」與「藍色」兩種悲情的宿命主義，「一種悲情是所謂香港沉淪、倒退、失去自由；另一種悲情是覺得香港不行，要國家幫我們解決問題。」他認為，香港經歷過去數年的動盪，目前最重要是治療心靈創傷，「治心好緊要，如何疏導民心、如何重建希望……我們治理好後再發勁，不難，因為我們有底子，但當長期不理時，底子會慢慢虛弱。」

張炳良二O一七年離開「熱廚房」後，已少談政治。因為修例風波，二O一九年六月起他再度月旦政事，並經常強調一點：「多倚賴陽光，少倚賴北風。」他解釋，「你越吹大風，市民會多着幾件衫，即是自保、封閉；你給他陽光，他就會剝衫，就會好舒暢。」這個出自《伊索寓言》〈北風與太陽〉的故事，可寓指有道理的勸說，往往比強逼去改變更為有效。

香港是否仍會生金蛋？「唔知，雖然從數字，我不會覺得好悲哀，但問題是香港識唔識得講香港故事？在內地有冇講香港故事？抑或講一些對香港不利的故事，好似『香港唔掂啦，國家要救我哋呀、我哋要問國家攞多啲嘢』，如果是這樣，你咪reinforce﹙加強﹚了內地睇香港：『原來香港真係好唔掂，乜都要靠國家接濟喎』……」

他認為要說好香港故事，毋須特定人選，人人都可以講，「靠自己去講，全民講，從不同崗位、不同經驗去講，不需要做驚天動地、感召萬人的事，就如過去八、九十年代，港商、不同界別的香港人去內地講香港怎樣好，香港成就都是靠全民去講，不是只有官方文宣。」

沒有悲觀的條件

今年「七一」迎來新一任行政長官，香港能否開啟新的一章？「我們沒有悲觀的條件。」張炳良說，「敢不敢樂觀視乎我們肯不肯振作。」他指深圳二OO三年亦曾陷入危機，當時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引起哄動，深圳最終找到出路搞創新科技，「所以不要因為一時挫折而絕對悲觀，一定要自強，不要睇小自己，但亦不要過分亢奮，要不卑不亢。」

他認為香港要做好七件事，包括重建社會信任、重建青年希望、重建對民負責、重建治理能力、重建自由城市、重建國際聯繫及重建多元參與，其中制度改革在所難免，正如已故領導人鄧小平說：「制度不好，好人都未必做得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但他指改革必須軟着陸，避免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張炳良最後寄語年輕人，「前路始於足下」，即不可在虛妄找前路，要腳踏實地。他經常跟年輕人說一個比喻——「眼高手低」，「眼高就是要有vision﹙遠見﹚，手低就是踏實去行，就算要在天上拿月亮下來，都要在地上思考怎樣拿，不是在浮雲裏面。」他並說，「不要放棄年輕人！要給年輕人希望，年輕人要講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