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擔任香港大學校長
• 2007獲頒授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 2011獲頒金紫荊星章
• 2015擔任香港科學院創院院長、獲聘為浙江大學求是高等研究院院長
• 2016獲頒大紫荊勳章
• 2018獲頒華倫．阿爾波特基金會獎
• 2021擔任經綸慈善基金理事長、香港科學院創院院長、浙江大學求是高等研究院院長及多倫多大學名譽大學教授

徐立之祖籍浙江杭州，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於加拿大從事遺傳學研究，香港回歸後的二十五年，他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其中二OO二年至二O一四年，出任港大校長，他形容這十二年，是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歷。

徐立之於加拿大從事遺傳學的研究，並取得卓越成就。

出任港大校長的十二年，徐立之視為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歷。

徐立之二O一六年獲頒大紫荊勳章，表揚他對本港科技發展的貢獻。

其中一樣令徐立之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二OO七年，港大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布的「世界大學排行榜」，排第十八位，比史丹福大學還前一位。「大學排名不是我們追逐的，但排名反映了香港的大學趨向國際化，也令大學在國際的聲譽提升了很多。」

任內四出奔走，替大學籌得共一百億捐款，同時招募各地人才，徐立之自言，很多工作是別人看不到的，「大學的領導不是在前面搖旗吶喊，而是檢視內部有甚麼出色的人才，同時把外面出色的人才招攬過來，把他們推到前線，支持他們的工作。」

徐立之擔任校長期間，親民的作風深受教職員歡迎，他也視團隊為一個大家庭。

曾經是本地最高學府校長，徐立之特別關注香港的教育，他指回歸以來，香港的大專教育制度，有很多改變，當中有少部分地方值得檢視，包括副學士及三三四學制。

他指出政府設立副學士制度，原意是想將大專生比例提高至適齡學生的六成，執行時卻有落差，為谷收生，各施各法，教學質素出現很明顯的良莠不齊，「副學士變成了入大學的第二次機會，加上很多私立院校成立，產生了不良競爭，然後碰上出生率下降，出現了很多問題，制度的構思是好的，惟落實過程欠缺詳細考慮。」

至於三三四的學制改革，本地大學最低入學要求「3322」，即「中、英、數、通識（現改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要取得最低成績門檻，徐立之對此有保留，「這令學生偏重了語文方面，對科技發展非常不利，香港的小學至初中，科學及數學教育都很好，但到文憑試開始便『偏食』。」

特區政府幾年前開始，積極推動STEM教育，徐立之笑言，不少人誤以為這是一個學科，「STEM是一個教學理念，希望老師從不同學科，交叉地感染學生對科學的興趣，令他們有基本知識做科學創新，很多內地學者也認同，不要再用STEM這個不中不西的名字，可以叫科技創新教育。」

「創科」不同「科創」

談到科技創新，徐立之特別強調，「創科」與「科創」是兩碼子的事：「創科，是創新及科技，科技放後，創新行先，創新不一定需要科學的，或者只要少少科學元素，稍作改良便可以推出市場；科技創新則是較高的層次，帶來新發明、新發現。」

徐立之認為，香港要認清自己的定位，也要認清國家想香港的定位，他相信國家需要香港做的是科研。「科研在國家層面而言，最尖端的研究，不止是中國，全世界都是由國家支持的，而地方政府需要去配合，做好這件事。」

回歸至今，香港已有十六所大學的實驗室成為國家重點實驗室，並獲科技部批准，而成為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機構則有六間。徐立之認為，這代表國家認同香港的大學的科研成績，也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原因。

「為甚麼國家會選中香港呢？因為香港有很好的科學家在背後，深圳好想做香港，他們有兩三所好的大學急起直追，未必那麼快追到，但始終會追到的。一個地方，科技的含金量，必須有尖端的科學家做研究工作，而不是將現成的東西，稍為改動就推出。」

對於特區政府，以及有志從事科技創新的人士，徐立之的寄語是，把目光放遠一點，「不要想一日可以賺多少錢，或是出了多少『獨角獸』。科技創新是慢慢來，按部就班，做有用的、獨特的，做到世界認可，擁有專利或知識產權，如果只是取用別人的技術，改良生產，你還是倒過來付錢給創作的人。」

徐立之認為，香港要做好科研發展，必須將人才匯聚，惟香港的大學與大學之間很少合作，他建議成立橫跨院校的研究中心，「這不等於將科學家抽離於大學，而是將研究集合在同一個地方，大家最出色的人在裏面做，可以在此交流。」

尖端科技無國界，也是全球必爭，徐立之慨嘆，香港近年願意投身科研的人才數目，反不及他那一代，「上一代出了很多科學家，因為他們讀書時，受老師啟蒙，才有崔琦、丘成桐；那下一代呢？老師動輒說的是『係咪搵到食？』要扭轉這風氣並不容易，也可能要一代人的時間才有效果，中間出現了斷層，因為香港太現實，『炒呢樣炒嗰樣』賺到錢，誰去做科研？」

香港科學院於二O一五年在徐立之牽頭下成立，其中一個目的是推動香港的科技教育，三年後再成立香港青年科學院，希望進一步推動香港年輕科學家的科技發展。

「大家都好擔心『斷層』這問題，學院因此積極與中學溝通，多辦一些分享會，把院士推出去做人辦，希望藉着這些成功故事吸引學生，在中學這層面找到有志在科學發展的人才。」

七十一歲的港科院創院院長徐立之，準備明年任期屆滿後便交棒。

科研是急不來

上世紀八十年代，徐立之及其研究團隊發現，導致囊腫性纖維化的致病基因是在第七號染色體，除了指出相關基因的準確位置，並清晰描繪變異基因的排序，這被視為是人類遺傳學的重大突破。這項發現近年才進入醫學應用層面，也印證了科研是急不來的道理。

「當年找到一個基因，之後如何呢？大家都不清楚，有點像瞎子摸象，最初幾年，如何將這發現應用到醫學，也沒甚麼進展，近三十年後終於有突破，現在這個病，服用特效藥後，基本上可以沒病徵，我對此是老懷安慰的。」

「相關的研究為徐立之贏得不少榮譽，包括二O一八年的華倫．阿爾波特基金會獎，是該獎項設立三十一年以來，第四位華人獲此殊榮，獲獎者中至少已有八人獲得諾貝爾獎。

對於獎項，徐立之處之泰然，「做科學，對社會有貢獻，是很開心的事情。有獎才去做研究，就變成不開心的事情。曾有科學家做得很好，同行很讚賞，但偏偏沒取得諾貝爾獎，鬱鬱不得志，結果自尋短見，所以我說，做人要腳踏實地，幫到社會、幫到人，我也是這樣教導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