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鄭臨別告白，洋洋千言為自己定論，說「我已交出一張不愧於自己的成績表」，又認為推動修例沒錯，錯就錯在主事官員解說不足，盡顯她一直未變的「愛認叻、不認輸」本性。
然而她這番功過評說，與我對事實的認知卻有一定偏差，在黑暴與第五波疫情兩場風暴中，她三次判斷失誤，令香港付出大代價，這責任是不可能推掉的。
先從她上台的「故事」說起。
前任特首振英哥本來雄心壯志想做足十年，在首屆任期完結前七個多月，已積極組班，準備爭取連任，但當時中央細心點算選委選票，發覺「反梁派」與泛民的票數不可低估，振英哥隨時遇滑鐵盧。為免出現亂局，唯有另覓人選，擺在枱面有兩個選擇，一是林鄭，一是李國章，前者政務經驗豐富，獲較多支持，又與泛民「有偈傾」，有利撫平社會撕裂，這兩方面都優於後者，林鄭遂成為「真命天子」。
她手執「令旗」，上台後頻向泛民吹和風，彼此迅速進入蜜月期，而自從佔中與旺角暴動相繼平息，激進勢力稍為偃旗息鼓，她自然躊躇滿志，欲進一步建功立業，修訂《逃犯條例》就是在這心態和環境下推出。
修例初期，反對最烈的是商界，他們對法律風險憂心忡忡，力促從詳計議，不應急於一時，但林鄭邀功心切，以為只要中央出手說服，並適當修改法案，便可過關。
她最大的誤判不在此，而是完全低估了激進勢力的暗湧。佔中與旺暴後，社會表面平靜，其實動亂因素未減，只是如火山內的熔岩，在隱蔽處不斷沸騰升溫，正伺機迸發。
一位政圈老友當時已察覺風雨欲來，他對我說：「特朗普上台不久，對華鷹派抬頭，香港成了他們動手的目標，與黎智英和反對派里應外合已愈來愈浮面；湊巧地，佔中三子於二○一九年四月判刑，重新將激進派與『和理非』凝聚起來，一觸即發。」
可是作為特區最高領導的林鄭，對此危機卻全不警覺，非但沒加防範，還在充滿煤氣的屋內擦着修例火柴，終釀成大爆炸。她其後的第二次誤判，明天續談。（三之一）
原文刊於《星島》「時人物語」專欄 筆者：黎廷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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