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醫委會由醫生和特首委任的委員主導，另醫護專業團體在新冠疫情開始到現在的超過半年時間，都絕少提出一些積極有用的建議。
本地新冠疫肺炎確診個案欲斷難斷，最近兩日再出現單日零確診，但仍難排除社區有隱形病人。雖然疫情仍在控制之中，但到目前為止無人敢估計甚麼時候可以「清零」。上周，當局發現不明源頭的感染個案，比較令人關注的是有患者曾看過私家醫生兩次，但卻也沒被診斷出來，也沒有做核酸檢測，要第三次到公立醫院求診才入院。食衞局副局長公開提醒私家醫生要提高「懷疑指數」，做好把關，政府抗疫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上媒體節目時亦表示，若有明顯症狀但不化驗「真係可能有點問題」。
私醫「漏招」無機構交代
類似的事件不是第一次發生，究竟是私家醫生診症時不用心，還是檢測費用太貴，病者不願意支付，所以沒有做核酸檢測？有待查明。如果私家醫生覺得病人染疫，需要做檢測，病人覺得太貴不願意做，醫生其實是可以把病人的唾液樣本，送到政府部門做免費檢測的。為甚麼會出現「漏網」的情況，公眾應該有權知道答案。
有熟悉香港醫療架構的專家指出，香港的醫療是行業自治色彩很濃，香港醫委會由醫生和特首委任的委員主導，另外還有由數千名醫生組成的醫學會。這些醫護專業團體在新冠疫情開始到現在的超過半年時間裏，都絕少提出一些積極有用的建議，近期甚至好像消失了一樣。這是否因為他們近期與政府愈見疏遠，所以變得比較低調呢？
香港醫護界是次在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現，相對於與二○○三年「沙士」失色不少。除了醫委會和醫學會好像隱了形之外，立法會內代表醫學界的議員也沒見到有提出任何積極和有用的抗疫意見。相信走到街上問香港市民，立法會醫學界代表是誰，未必有幾個人能夠答得出是陳沛然醫生。陳沛然在議會上除了對政府提出的政策，例如三地實施「健康碼」稍提「行貨」意見表示憂慮，又或者質問政府為何不修改僱員補償條例，將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列入為職業病等等，卻見不到他有提出對抗疫有正面和積極作用的意見。
見到陳沛然這類「不為人知」的議員，不期然讓人想起以往立法會醫療界的代表如梁智鴻。他在任期間曾積極推動醫療融資改革，以及擴大醫管局董事局職能，在立法會比較能發揮在公共政策上的角色和形象。至於上一個代表梁家騮，在公共政策的表現明顯轉弱，在維護行業利益形象增強，他在最後期冒社會之不韙拖死醫委會改革，成為最大「政績」。醫護原本是個專業，在過去幾年，香港醫護界變得高度政治化，同時高舉行業利益，已去到讓公眾覺得他們失去了專業操守的地步。無論是醫委會或醫學會都有不少做法被人詬病，最典型的是當有醫生被投訴有專業失職的時候，很多時都被醫委會裁定無罪，被三番四次質疑是「醫醫相衞」，政府在二○一六年希望改革醫委會，增加多些非業界代表，以釋公眾的疑慮。雖然這是市民大眾所支持的，但醫學界卻大力反對，逆流而行，立法會醫學界議員梁家騮大力拉布下，癱瘓了立法會，成為轉捩點，到今屆的陳沛然，則以不作為暗中捍衞行業利益的法門。
行業封閉保護主義日濃
隨着香港人口老化，本地醫療人手短缺，醫生尤其不足，市民以至醫護人員叫苦連天，大家都希望能夠引入外地醫生解決燃眉之急。無論是醫委會或醫學會，不是擺明反對就是採取拖字訣，甚至港人子女在美英等地唸完醫科都無法回港執業。偶然有幾個海外醫生能夠在香港執業，也是範圍有限，人數極少，杯水車薪，幫助不大。種種狀況都顯示了香港醫療界的保護色彩，極之濃厚。
原本在今年九月，立法會舉行換屆選舉，但因疫情關係要延長至少一年。有人就問這段時間的議會，會否純是看守性質，還是也會有所作為呢？抑或應該好好運用時間，盡量多做一些有利社會民生的事情，其中包括重新啟動醫委會改革和提出引進更多醫生的方案，改善本地醫療人手不足的問題。
香港的醫療系統曾是港人的驕傲，是香港的優勢之一，但近年醫療界的本地保護主義愈來愈強，與其他地區的交流互動日漸減少，這種封閉思想對提升水平絕對有害無利。現時，鄰近地區如深圳正全力直追，包括引進香港醫療人才和香港的醫學院到區內培訓醫生，本地醫界閉關自守的做法，又是否能應對後來者的追趕呢？
香港過去有優勢，是因為環境足夠開放，能夠結合來自四海的人才，提供國際視野。如果香港的醫療界不改弦更張，只顧個人的眼前短暫利益，香港在醫療方面的優勢將會逐漸喪失，最終落後他人。從今次抗疫的種種表現，甚至出現接連「漏招」而無人無組織出來正視，是否說明行業已經出了問題？那些打着保護旗幟的人，最終是否就會成為香港醫療水平沒落的始作俑者？
特約作者：陳約翰
港情周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