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崙港——疫情盡顯日本保守主義

  日本處理疫情方法受到國內外非議,反映日本政治及文化缺陷。一向以來,日本是一個階級輩份觀念極重的家長式社會,企業或團體晉升機會,不一定是論功行賞,而是論資排輩居多,形成許多日本年輕人缺乏上流機會。於抗疫方面,厚生勞動省擺出一副高高在上姿態,並且不尊重專家意見,充份反映日本人這種根深柢固的性格及社會文化,因為日本人注重團體服從性。

  日本經歷迷失二十年後,繼續進入一個迷失狀態,連正常應對疫情的能力也迷失方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銀行由於沒有採取預防性金融緊縮政策而飽受批評,但中央銀行職責本是對物價進行監管調控,相對頑固不靈活的日本人,認為資產價格並不包含在物價指數裏面。在當時泡沫經濟時期,大家普遍心態就如股市到頂時,覺得還是會繼續上漲。

  經常去日本旅行的朋友都知道,日本人是很講紀律守秩序及按本子辦事,缺乏「執生」本能,這個「本子」實際上只是前人訂立的規矩政策。一個軍國主義及官僚主義強橫的國家,自然不懂得靈活處理事情,甚至在疫情擴散的高風險嚴峻環境下,仍然保守固執。

  擁有自由民主的選舉制度,並不代表相應擁有自由民主的民族思維,制度可以是民主,但民族思維一樣可以是服從性強的集體主義。在右翼保守派長期當權下,只懂得用量化寬鬆的政策,意圖刺激國內經濟,但忽略了這種民族保守精神,才可能是經濟長久不起的重要原因。

金融發展策略研究所所長

詹劍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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