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搶人」戰打響 「炒散族」炒出大問題

各行各業請人難的問題已有一段時間,自香港步向復常之後就更見嚴重,社會各界對該問題的談論也愈來愈多。從過去的「人搵工」到今天的「工搶人」,整個勞工市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結構性變化,值得全社會、尤其是年輕人的關注和思考。

本港最新失業率為3.3%,是過去3年多來最低,回到疫情前至疫情初期的水平。但是勞動人口流失情況持續加劇,總就業人口繼續減少1.2萬至365萬,無論專業或基層工種都出現缺人現象。在社會和經濟逐漸邁入復甦、各行各業正面展望的情況下,「加薪搶人」爭奪戰已經打響;不過,某些行業就算肯出高薪,也未必奏效,可見本地勞工市場供求已經失衡。

隨着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加上疫情之下移入人口減少、移民人口增加等因素影響,過去兩年本港勞動人口減少約14萬,其中超過6成為高學歷、高技術、專業人士及管理層。年齡方面,更有超過一半屬25至39歲的年輕人士。

據香港總商會調查顯示,本地正出現多年來最嚴重的高級技術人才流失潮,其中工程和技術專業人才流失最多,高達28%。科技行業成為人才流失重災區,金融科技、生命科技、尖端製造業、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各方面都出現請人難問題,亦成為很多公司無法推進科技創新的絆腳石。至於貼近市民生活的各個行業,包括餐飲、零售、酒店、旅遊、航空、跨境運輸、基層醫療、安老、護理、建築等,也在人手方面經受不同程度的打擊,而隨着兩地恢復通關,海內外旅客重臨,相關問題更為嚴峻。有人力資源公司指出,高達85%香港僱主,正面對人才短缺和招聘困難,為過去17年來新高,更遠高於全球平均的77%。

我觀察到,近年本地勞工市場供求失衡,與「炒散化」現象普及也有一定關係。不少年輕人寧可兼職打散工,也不願返長工,令「無人用」的情況加劇。有指不少學校提倡創業精神催化了這現象,但更多人相信是環境逐漸富裕及社會氛圍所致。

Z世代講求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注重私人時間和娛樂,加上疫情之下,企業的就業保障變得不穩定,導致年輕人愛上炒散或化身自由工作者,尋求更多的自由。也有不少年輕人扭曲了創業的意思,認為作為自由工作者接工作來做就是實現了老闆夢。更有人甚至選擇「躺平」,不工作、不規劃未來。而社會經濟較以往富裕,相比較上一代來講,年輕打工仔沒有那麽大的財政和家庭負擔,認為只要能夠解決三餐溫飽及自己開銷已經不錯。有關趨勢除了影響年輕人的發展,並損害正常勞工市場的供應。

對於年輕的炒散族或自由工作者來講,雖然短期獲得了更多的私人時間和自由,但是在長遠發展方面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步出學校、邁入社會,企業是再教育的搖籃,通過在企業工作,除了可以系統性學習技能、積累經驗,更能夠提升與人溝通、解決問題的能力;長遠來講,還可以令員工發掘自己的興趣和特長,通過自身努力,定能找到上升的通道。相反,長期打散工或過早加入自由工作行列,有可能窒礙了個人成長。與此同時,以兼職或自由工作維生,更需要面對工作收入不穩定及缺乏保障的風險,例如沒有強積金、沒有員工保險等,而沒有穩定入息證明更難以解決未來很多需求,比如買樓申請銀行貸款。

炒散化對企業以至整個經濟社會而言,所帶來的衝擊實在不容忽視。隨着愈來愈多年輕人加入炒散族,全職員工的供應必定會繼續減少。目前全職員工仍然是支撐大部分企業運作的中堅力量,若然市場上全職員工供應不斷減少,企業必定需以高薪搶人,工資成本愈推愈高,在工作成效得不到保證的情況下,利潤空間愈來愈小,競爭力逐漸減弱;而企業如果過度依賴兼職或自由工作者,一方面不利於知識和人脈的傳承,同時更難以保證工作和產品的質量,出品會出現較大波動,無形中對品牌造成打擊,對企業長久發展顯然不利。如此惡性循環,必定對行業和經濟造成難以彌補的破壞。

來到時代的轉折點,為保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港府和企業應以多元化、人性化的措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港府在過往已推出一系列政策來「搶人才、搶企業」,「高端人才通行證計畫」、放寬「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畫」就是很好的例子。與此同時,對打工仔給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某種程度上也許亦能提升本地人就業意願,緩解勞工緊張壓力。而在港企業面對激烈的人才爭奪,則須更多地關注員工需求,除了薪酬以外,在員工福利方面不斷合理提升,並制定更加完善的人才培養和晉升機制,讓員工可以看到希望、看到未來。在此,亦勉勵年輕一代將眼光放長遠,積極工作練就自身本領,機會永遠屬於有準備的人,而大家更應不斷創造屬於自己的機會。

蔡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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