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的點評——抗暴,要換人或者換腦袋

  今次所謂的「大三罷」引發的中大佔領事件,到今天仍然有很多市民不明所以,問周二警方為甚麼嘗試「攻入」中大校園,釀成特大衝突?

  其實整件事很簡單,中大旁有條橫跨吐露港公路的二號天橋,周二黑衣人在二號天橋上向吐露港公路拋下大量雜物,要阻斷交通,警方要進入該天橋清場制止阻路,便與中大學生及黑衣人發生激烈衝突。當晚中大校長段崇智與警方的談判,講來講去都是講警方是否要撤離天橋。問題的本質並不是警方想攻入中大,而是政府要保持到吐露港公路暢通。不過,政府的輿論戰打得極差(或者根本沒有打),只得警察孤軍作戰去解說。結果當天晚上,警方撤離,二號天橋被不知道是否中大學生的黑衣人再次佔據。吐露港公路被堵塞超過六十小時才逐步重開,但其後又再封閉。連中大學生會也要和佔領二號天橋的黑衣人割席,承認從未知悉黑衣人的訴求。

  把鏡頭拉遠一點看,黑衣人這個星期的整個行動極有部署,中大學生佔據橫跨吐露港公路的天橋,理大學生就去佔領橫跨紅隧入口的天橋,而港大和浸大也有學生在大學附近的公路堵路。吐露港公路和紅隧是香港的兩大交通要道,一旦截斷了這兩條要道,主要地區交通半癱瘓。在連串的行動背後,顯然有高手策劃,進可以截斷交通,退可以在大學製造大流血。一方是有深謀的策略部署,對上了政府的見步行步。有人問我,在抗暴方面,政府可以做甚麼?應該是軟或是硬?我反問:「還有軟的空間嗎?」在這場運動的事發之初,政府放軟手腳,或許有人想倒迫中央接受五大訴求向示威者讓步。

  但事到如今,示威者由叫「香港加油」,變成叫「香港復仇」,軟的大門已經完全關上。要抗暴,只能硬。

  有人又問,政府即使想硬,第一,這不是本屆特首的風格;第二,想硬也不夠警力硬起來;第三,不想見到開槍流血。我認為這種提問方式已經錯了,已跌入對方的思維模式。

  在一場戰爭中,落入了對方的思維模式,便永遠不會可以走得出來。要換一個角度,政府如果不改弦更張,全力止暴,無論是警方、示威者以至無辜的市民,傷亡數字將會大量增加。所以,並不是開不開槍的問題,而是有何方式可以盡快止暴,停止大流血。沒有足夠警力當然是一個問題,在其他國家的大城市,一旦發生暴亂,可以調動國內其他城市的警力協助,香港便不可以了。

  然而,現在政府最大問題是「未的起心肝」,全力抗暴,夠不夠警力尚屬其次。若所有參與暴亂者被捕就不准保釋,拘捕了最激的一千人後,警力就會變得足夠。

  我又再舉香港一九六七年的暴動為例,當年整個港督府,變成一個心戰室,由港督坐鎮,由朝到晚應對暴動。當時的抗暴工作主要有兩個,一個輿論戰,另一個是地面戰。政府所有部門所有工作,要以抗暴為首要目的,港督、高官也停止外訪,不夠強硬的關鍵官員要換掉(六七年換了軟弱的警務處處長),香港目前也要這樣做。

  有人再問,政府高層一直沒有這樣做,這種情況又如何可以改變呢?我認為所有事情都應該由結果決定,過去的五個月,政府未能夠把暴亂平息,就要知道所做的事情是錯的,所以需要一朝變臉,做過去不做的事情。一般人會想到要換人,當然,可以換人,但也可以換腦袋。

  美國巨企英特爾的前行政總裁格羅夫,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有一次英特爾遇到很大的經營問題,遇上「範式轉移」的衝擊,有滅頂之災。格羅夫說:「我會走出這個董事會會議室,當我再進來的時候,將變成一個新聘請回來的行政總裁,重新思考怎樣營運這間公司。」格羅夫就靠換腦袋,把英特爾帶出危機。特區政府由特首以至主要官員,也應該用這種思維,改換自己的腦袋。他們可以假設自己是新上場平亂的特首、高官,問一九六七年港府抗暴,或者英國二○一一年打擊倫敦暴亂,有甚麼經驗可以借鑑。

  現時的抗暴關鍵,不是政府應該具體做甚麼事情,而是要徹底改變過去思維,把打擊暴亂,放在所有工作的首位,從所有方面,用最大的力度去抗暴,這樣還是有機會成功的。若領軍的沒戰意,以認輸為起點,此戰必敗,整個特區政府,將會被歷史巨輪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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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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