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的點評——養寇自重的災難

  香港發展到如今的局面,激進政治積重難返,與香港傳統精英也有關係。從政府內的文官,到建制派的大黨,再到商界,這些精英本來是體制的核心,掌握大量政治和社會資源。他們面對激進反對勢力的崛興,本來有很多機會全力抗擊,但他們並無採取應有行動。歸根究柢,源於兩種心態。

  第一、膽小怕事。在前特首董建華二〇〇五年腳痛落台時,有一名政府高官議論此事時說,原來中央換特首是看民望,但如果香港玩民望政治的話,整個政治生態會劇變。這名高官甚有遠見,看透了民望政治的關鍵,就是只做人民喜歡的事情,甚至乾脆不做事。

  過去十多年,泛民主派逐漸蛻變成反對派,由理性地監察政府,變成為反對而反對,再蛻變至激進反對派,使用街頭暴力,同時癱瘓議會。政府內的文官面對此變局,有人以為和激進派玩玩利益交換就可以駕馭他們,更多人是害怕和他們辯駁對抗,以免成為打擊對象,影響自己民望。

  民調機構操控了對高官的評分準則,那些敢於出來與激進反對派打仗的官員,民望不高,那些龜縮一角、不哼一聲的官員,民望反而較高。這些官員聲望的民調,促成一種「為官避事」的方程式,不做事民望就高。習主席近年說的「為官避事平生恥」,就是針對這類官員。最近這一批離任局長,當中有一個出名不作為,他佔據敏感職位,掌握大量資源,就連建制派私下也對他劣評如潮,最後阿爺也看不過眼,終至丟官收場。

  第二、養寇自重。很多文官精英和建制大黨都看着民望做人,覺得民望高便可以升官發財或者連選連任,商界精英的想法並非如此,他們不是靠民望搵食,雖然都希望威威水水,但不會把民望放在第一位。然而,他們卻有一種買辦(Comprador)的心態。

  過去百多年,香港都是一個買辦城市,英國人拿了香港之後,把香港由一個小漁村變成一個商業港,香港高級華人成為幫助歐美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的特殊經紀人階層。過百年的買辦式經濟活動,衍生了香港很特殊的文化。就算香港回歸了,商界仍有這種心態,在中外夾縫中間,兩頭皆吃,自得其樂。

  但隨著中國愈來愈強大,除了國企、民企也來香港與本地商界競爭,本地商人隱隱然覺得,阿爺太強,他們會「無地容身」,所以他們希望香港的反對派可以頂住阿爺的勢力,為他們爭取更大空間,讓他們可以繼續獨攬本地生意,繼續賺大錢。

  香港的商界不是太多人熟讀中國歷史,其實他們這種行為,歷史上叫「養寇自重」或「養敵於外」,在中國幾千年歷史屢見不鮮。養寇自重通常是指一些鎮守邊關的戌邊大將,由於朝廷的軍餉不是那麼容易得到,如果一下子平定邊疆,盡殺犯邊外敵,朝廷覺得太平無事,朝廷就會少發軍餉。所以,這些戌邊大將對付外敵,一方面會收部份外敵支派作為自己的手下,讓他們自相殘殺,另一方面會打打停停,甚至刻意放生他們,讓他們不時擾亂邊疆,到時又可以向朝廷告急,為取更多糧餉,然後又殺一、兩個外族頭目,向上邀功。

  明末的大將李成梁(一五二六年至一六一五年)是經典,他鎮守遼東,抵禦女真族的進攻。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爺爺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李成梁與塔克世本來關係良好,但在一次明軍攻城時戰死。努爾哈赤憑着塔克世餘下的十三套甲冑起家,他用了八年逐步統一建州鄰近部族。期間李成梁不但坐視努爾哈赤壯大,更支持努爾哈赤分化女真諸部,與女真打打停停。努爾哈赤起兵三十三年之後(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稱汗,建立後金,並於一六一八年對宣讀《七大恨》討明檄文,並發兵全力進攻明朝,最後於一六四四年由其子皇太極推翻明朝,建立清朝。

  李成梁養寇自重,是明朝覆亡的其中一個關鍵。香港部份建制派也有這種養寇自重心態,把反對派愈養愈大、愈來愈激,想借此制約阿爺,最後演變成去年的暴力反修例風暴,一發不可收拾。阿爺當然看到香港的問題,現時出手的一個方向,是要逐步扭轉建制派各有盤算、一盤散沙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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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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