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的點評——中國還能從西方學到甚麼?

  每年這一天,都會令我陷入沉思。三十一年前發生的事件,很明顯是中國發展的一大挫敗。事後回看,動盪早在一九八七年已經開始,到一九八九年才爆發而已。那幾年,以蘇聯為首的體制已危如累卵,西方的民主主義和市場經濟思想高唱入雲,影響着東歐,也影響了中國。

  趙紫陽在一九八七年由總理升任總書記,想更快速推行全盤西化的經濟政策,在一九八八年就開始「闖物價關」,開放物價隨市場規律升跌,結果物價飛升,加上管得不嚴,旁枝衍生的就是嚴重貪腐的問題,最後終於在政治領域爆發。

  三十一年過去,物換星移,現在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世局。特別是去年香港發生反修例事件和今年出現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中國和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關係。美國譴責中國和香港在反修例事件上沒有跟隨西方的原則行事,鎮壓示威。在新冠疫情方面,更指責中國是播毒者。

  然而,這只是西方的角度,有沒有人想過中國的角度呢?中國正從西方眼中的一個「乖孩子」形象蛻變出來,皆因這個「乖孩子」覺得,再跟着西方走下去,將不會有好前途。

  自一九七八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西方體制的兩大法寶:民主政制和市場經濟之中,選取了後者,全力發展市場經濟。中國實施一種「半吊子西化」,並取得顯著成效。如果封閉的計劃經濟會帶來專制的話,開放的市場經濟,即使沒有促成中國產生西方的民主政體,但也起碼會令到中國的威權政治變得文明,開始用現代化的手法管理,並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人民的訴求。

  中國過去在西方化中吃到了甜頭。但這個「乖孩子」慢慢長得又大又壯了,他的老師開始妒忌,開始變臉。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特別令中國失望。第一、香港的反修例事件,快速演變成嚴重違法的街頭暴亂,這種發展其實違反了西方所鼓吹的民主制的法治原則,但以美國為首等國家不但沒有協助中國平息這場暴亂,反而火上添油,把香港作為棋子,借此在貿易談判上脅逼中國。

  另外,在新冠疫情方面,在武漢爆疫之初,中國的確有點手忙腳亂,但很快便採取了世衞鼓吹的抗疫標準,全面隔離、追蹤、治療,在短短的一個多月內便成功控制了疫情。中國本來以為已經學足西方抗疫標準,為西方爭取到寶貴的防疫時間,還在歐洲疫情爆發的時候,捐贈醫療物資及派出醫療隊協助他們抗疫。這一切不但沒有得到掌聲,到美國疫情爆鑊的時候,反而向中國甩鍋,要求中國賠償。中國現存愛滋感染者九十五點八萬人,愛滋病源於美國,中國想也沒想過就愛滋病向美國索償。而美國卻為新冠疫症在當地爆發,要向中國索償。

  上述這兩件事情都違反了傳統西方的價值,但在美國的扭曲下,變成了攻擊中國的利器。經此一役,中國徹徹底底對美國推崇的意識型態感到失望,內地最崇美的「公知」,也被香港反修例和美國為疫情甩鍋,搞到灰頭土臉。

  美國是全球霸權,但正如意大利新馬克思主義宗師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講的,霸權地位的獲得,是因為霸權者能夠超越自己的利益,而照顧到其他角色的利益。

  如今美國退化到只照顧本國利益的做法,已經令其快速丟失國際霸權地位。

  西方世界面對的問題,部份西方領袖心知肚明,例如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八月,在一個對法國全球使節的講話中,提到西方霸權有兩大錯判,第一是低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第二是西方文化正快速衰落,而新興國家的政治想像力,超乎西方的預計,例如中國的政策便令到七億人脫貧,背後包含了平等主義的思想,而西方的貧富懸殊,卻在急劇惡化。馬克龍以法國為例,指法國體制的賣點是個人自由、民主制度和富裕中產,但由於財富快速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裏,連中產也變得貧困,亦變成了反政府的新力量。馬克龍當然不會愛中國,他只是借中國來說明歐洲的問題,覺得歐洲要走一條擺脫美國的道路。

  看完複雜的國際形勢,起碼可得簡單的結論。西方不再是中國的學習對象,中國學了市場經濟就足夠了,對於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國愈來愈不感到興趣,因為美國這個西方老大哥的民主制,非常扭曲,撕裂低效。回首三十一年前中國在十字路口上,最後否定了全盤西化的道路,發展出威權主義市場經濟,是作了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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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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