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的點評——等找到民主共識後,人都死了

  香港政府計劃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對有輕微病徵的病人進行強制檢測。今早聽電台清談節目,香港醫學會會長蔡堅話與政府官員開會,談到這個問題。蔡堅提出這樣或那樣的疑慮,說市民對政府信任度低,事情很難進行,若要求輕微病徵患者做檢測,成效不大,又擔心會破壞醫患關係。總而言之,他對強制輕症病人檢測有保留。

  一個病人權益組織的人士接受訪問時又認為,強制檢測破壞了醫生保障病人私隱的互信,擔心會令市民不敢求醫。他認為不應強制,應該教育有病徵的病人去檢測。在你一言、我一語之下,政府想要求有病徵的病人強制檢測,在上述討論中又變成一件錯漏百出的事情,沒有共識,不應進行。

  整件事發生的緣起是咁的。內地一有疫症爆發的地區,就會馬上進行大規模檢測,發現一個確診者,會檢測相關大範圍的一萬人。如果出現十個八個確診者的小型爆發,就會整個城市進行強制檢測,找出所有潛在的傳播者。這個做法在北京、烏魯木齊和青島都試行過,卓有成效,快速清零。見到內地控疫成功,不少人建議特區政府進行全民強制檢測。

  但香港有部份醫生不知道是基於政治偏見抑或專業偏執,對內地的抗疫做法相當抗拒,他們認為全民強制檢測「無效率」。而特區政府害怕這樣做會有很多市民反對,認為干涉到個人自由,所以一直不敢作出決定。隨後政府做了一些「中間落墨」的方法,例如自願性的全民檢測、在疫情較嚴重的地區開設自願檢測中心等等。到最近部署修改法例,對有輕微病徵的病人進行強制性檢測。其實,這個建議也是由專家們提出的。

  例如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早前就提議,私家醫生可以強制檢測有病徵者。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就話,大部份家庭醫生,如發現病人有任何病徵,如上呼吸道感染或有腸胃炎,他們都會呼籲病人進行檢測,但只有約一半人會聽從,但經私家醫生找到確診者的命中率頗高,每百名接受檢測的病人,便會有一至二人最終確診。他認為最好強制有病徵市民進行檢測,但在現時社會環境下相信很難實行。

  政府聽從了專家的建議,便計劃修例要輕症病人進行強制檢測。政府這個建議一出,又湧出另一批人說這樣做會損害這樣、影響那樣。

  整件事有點荒謬可笑,就好像一個怪圈在無限旋轉,轉來轉去,政府甚麼意見都聽取,結局就甚麼也做不到。因為每個問題的都有十種意見,而反對聲音總是比較響亮,最後政府就是不做不錯。

  從效率而言,只強制檢測輕症病人,的確有缺憾,因為這只有從檢測過程獲取確診者的效率,卻沒有全民強制檢測的可以盡快清零的社會整體效率。當社會因為限聚令而每天損失七億元時,能夠快速清零的方法,才是整體上最有效率的方法。

  政府不敢做最佳的選項(全民強制檢測),唯有採用次佳選項(強制輕症者檢測)。這個做法雖然對清零的作用較低,但起碼可以找出更多的帶病毒者,但依然遭到反對。可見在政治掛帥的社會,甚麼事情也做不成。

  這讓我想起名著《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佛里曼所講的:「美國沒有一個威權政府,我們也不希望有一個。但我們未能產生一個民主共識,來進行同樣的(抗疫)工作。」如果香港在抗疫上要學習美國,很容易會得出美國的結果。美國人口三點三億,香港七百五十萬,以美國單日確診人數五點七萬人推算,香港單日確診就會是一千二百九十五人;美國累計有八百四十六萬人確診,香港就會有十九點二萬人確診。這就是美國尋求民主共識(可能永遠尋找不到)的人命代價。等找到民主共識後,人都死了。

  抗疫是行軍打仗,講求高度效率。香港這種吵吵鬧鬧的方式,情況雖然好過外國,但遠差過內地,經濟就會差下去。十一月過後,政府的保就業計劃結束,全社會都要捱大裁員大減薪的衝擊,殘忍一點說,拖延行動,自食其果,與人無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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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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