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計劃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對有輕微病徵的病人進行強制檢測。今早聽電台清談節目，香港醫學會會長蔡堅話與政府官員開會，談到這個問題。蔡堅提出這樣或那樣的疑慮，說市民對政府信任度低，事情很難進行，若要求輕微病徵患者做檢測，成效不大，又擔心會破壞醫患關係。總而言之，他對強制輕症病人檢測有保留。
一個病人權益組織的人士接受訪問時又認為，強制檢測破壞了醫生保障病人私隱的互信，擔心會令市民不敢求醫。他認為不應強制，應該教育有病徵的病人去檢測。在你一言、我一語之下，政府想要求有病徵的病人強制檢測，在上述討論中又變成一件錯漏百出的事情，沒有共識，不應進行。
整件事發生的緣起是咁的。內地一有疫症爆發的地區，就會馬上進行大規模檢測，發現一個確診者，會檢測相關大範圍的一萬人。如果出現十個八個確診者的小型爆發，就會整個城市進行強制檢測，找出所有潛在的傳播者。這個做法在北京、烏魯木齊和青島都試行過，卓有成效，快速清零。見到內地控疫成功，不少人建議特區政府進行全民強制檢測。
但香港有部份醫生不知道是基於政治偏見抑或專業偏執，對內地的抗疫做法相當抗拒，他們認為全民強制檢測「無效率」。而特區政府害怕這樣做會有很多市民反對，認為干涉到個人自由，所以一直不敢作出決定。隨後政府做了一些「中間落墨」的方法，例如自願性的全民檢測、在疫情較嚴重的地區開設自願檢測中心等等。到最近部署修改法例，對有輕微病徵的病人進行強制性檢測。其實，這個建議也是由專家們提出的。
例如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早前就提議，私家醫生可以強制檢測有病徵者。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就話，大部份家庭醫生，如發現病人有任何病徵，如上呼吸道感染或有腸胃炎，他們都會呼籲病人進行檢測，但只有約一半人會聽從，但經私家醫生找到確診者的命中率頗高，每百名接受檢測的病人，便會有一至二人最終確診。他認為最好強制有病徵市民進行檢測，但在現時社會環境下相信很難實行。
政府聽從了專家的建議，便計劃修例要輕症病人進行強制檢測。政府這個建議一出，又湧出另一批人說這樣做會損害這樣、影響那樣。
整件事有點荒謬可笑，就好像一個怪圈在無限旋轉，轉來轉去，政府甚麼意見都聽取，結局就甚麼也做不到。因為每個問題的都有十種意見，而反對聲音總是比較響亮，最後政府就是不做不錯。
從效率而言，只強制檢測輕症病人，的確有缺憾，因為這只有從檢測過程獲取確診者的效率，卻沒有全民強制檢測的可以盡快清零的社會整體效率。當社會因為限聚令而每天損失七億元時，能夠快速清零的方法，才是整體上最有效率的方法。
政府不敢做最佳的選項（全民強制檢測），唯有採用次佳選項（強制輕症者檢測）。這個做法雖然對清零的作用較低，但起碼可以找出更多的帶病毒者，但依然遭到反對。可見在政治掛帥的社會，甚麼事情也做不成。
這讓我想起名著《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佛里曼所講的：「美國沒有一個威權政府，我們也不希望有一個。但我們未能產生一個民主共識，來進行同樣的（抗疫）工作。」如果香港在抗疫上要學習美國，很容易會得出美國的結果。美國人口三點三億，香港七百五十萬，以美國單日確診人數五點七萬人推算，香港單日確診就會是一千二百九十五人；美國累計有八百四十六萬人確診，香港就會有十九點二萬人確診。這就是美國尋求民主共識（可能永遠尋找不到）的人命代價。等找到民主共識後，人都死了。
抗疫是行軍打仗，講求高度效率。香港這種吵吵鬧鬧的方式，情況雖然好過外國，但遠差過內地，經濟就會差下去。十一月過後，政府的保就業計劃結束，全社會都要捱大裁員大減薪的衝擊，殘忍一點說，拖延行動，自食其果，與人無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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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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