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的點評——轉變中香港的政治失序

  全國人大作出完善香港政制的決定,授權人大常委會進行規劃香港新政制方案的工作。預計人大常委會最快會在本月底為香港政制拍板定案。這是二○一九年的「黑暴風波」之後,中央為香港撥亂反正的第二部曲,第一部曲是去年六月制定《港區國安法》。至於有沒有第三部曲,就要看香港能否恢復政治秩序。

  中美高層將於三月十八日在阿拉斯加會談,相信中央修訂香港政制的藍圖,不會因為會談而改變。

  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強調,香港出現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涉及奪權與反奪權、顛覆與反顛覆、滲透與反滲透的較量」,中央沒有退讓的餘地。

  現在回看香港二○一九年的那場風波,到處打砸燒,十一月更發展到暴徒在眾目睽睽下放火燒人的地步,真如一場噩夢。在動亂的高潮時,我想起了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名著《轉變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這本名著的最大價值,是點出在新興國家或地區,維持政治秩序及穩定,本身就是一個重要政治目標,可能比發展民主更為重要。

  亨廷頓完書的時候是上世紀一九六八年。自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很多前西方殖民地紛紛獨立。她們很多都在西方扶持下,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當時美國的主流學術界的發展理論,仍在高唱民主制度如何幫助這些新興國家復興之際,亨廷頓已經看出了問題,發現在轉變的社會中,一下子跳到西方的民主政制,大量地擴大民眾參與,很多國家不但不會發展出一個穩定高效的新制度,反而出現連場動亂,形式五花八門,演變成軍人政府有之,文人政府十分衰弱,不斷地轉換有之,反正就是不能維持政治秩序。出現政治衰敗比出現政治發展的機會大。失去了政治秩序,社會經濟發展無從說起。

  亨廷頓當時提出這種意見,被主流社會視為是一種保守派理論。然而五十年後的今天看來,他的確有真知灼見。他敢於講出一些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見解,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世界發展到今天,從中東、非洲到亞洲,仍有大量新興國家,經歷了幾十年的試驗探索,在民主路上跌跌碰碰,大多數的國家最後得到的只是不穩定的民主制度,伴隨著非常落後的社會經濟發展。

  亨廷頓提出的核心思想是在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的時候,舊有的社會組織急速解體,新興的利益群體蜂擁而至,政治參與度大增,但舊秩序打破了,新的秩序卻並未建立,照抄西方式民主制度,也不能在當地落地生根,結果是動亂頻生。

  香港回歸二十四年以來的民主發展道路,亦相當坎坷,主要體現了兩種問題。第一種是政治動盪。擴大了政治參與之後,理論上可令到過去不能夠被代表的利益,在政制內表達,可以紓緩了政治壓力,提高政制的穩定性。但現實上卻恰恰相反,各種利益代表湧入政治體制之內,首先是對政府造成五花八門的約束,也讓外部勢力可以輕鬆地透過金錢或其他資助,培育本土代理人,在政制內興風作浪。他們提出一些連英美都無法做到的絕對民主口號,建議一些難以想像的攬炒行動綱領,以自殺式的方式推動所謂一步到位的民主政制,目的是要推翻中共政權,出現張曉明所形容的顛覆與奪權。

  第二種問題是社會經濟發展完全受到窒礙,一方面是紛亂的政制吸扯了政府的注意力,政府花了九成的精力去解決政治問題和抬高自己的民望,以求維持執政;另一方面是大財團透過民主體制,左右政府施政。其中的一個例子是前殖民地政府在一九九七年出售了三萬個居屋單位,到今天的民選政府,每年只出售了三千、四千個居屋單位。香港的發展完全扭曲了。

  過去二十四年的情況,就像亨廷頓書中另一章,出現「轉變中香港的政治失序」。政治衰敗的狀況,十分明顯。如今只能靠阿爺有形之手,令香港回復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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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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