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的點評——世界四變 支聯會跌入顛覆死胡同

  這個世界有一種人叫做「早鳥」(early bird),他們會得風氣之先。

  或許街坊工友服務處的梁耀忠,就是這種人,所以他去年十二月退出支聯會常委會,更在剛過去的周末,以自己因非法集結被入罪、將被褫奪葵青區議員議席為由,正式通知支聯會,其議員辦事處會停止運作,亦由即日起退出支聯會。

  支聯會在一九八九年因六四事件而生。我早前講過,在成立二十四年後,在二○一三年的六四晚會上,公然宣佈不再叫「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就在二○一四年佔中前,放棄「愛國」口號,恐怕這不是偶然。不愛國,就正式走到阿爺的對立面上了。

  今年是支聯會成立三十二年,也是《港區國安法》定立後第一個六四周年,相信支聯會面對的挑戰,將是史無前例的。當中最關鍵問題,究竟一個堅持「結束一黨專政」的組織,如今能否再合法地存在?

  由支聯會成立至今的三十二年,這個世界經歷巨變。

  一)中國變了。在一九八九那些年,中國發生這麼多事,背景是東歐鐵幕瓦解,蘇聯步向倒台。美國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中發表論文《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預示西方民主制度是歷史的終結,社會主義國家將會走入墳墓。福山的預言,一度被西方奉為圭臬。

  三十二年過去,世界倒轉了。當年全面倒向西方的東歐國家,沒有多少個成功。她們的社會主義政權倒下,要麼變成資本起舞,要麼變成新的專制。反觀中國,堅持自己道路走下去,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帶領八億人民脫貧,產生高度的制度自信。去年抗擊疫情一仗,令中國再加強了自信,她怎會再聽你講當年六四甚麼甚麼的那一套呢?

  二)國際環境變了。中國的發展進步,反招美國之忌。從二○一○年的宣佈重返亞洲,到二○一八年中美貿易戰,美國敵視中國的行為不斷升級,發動顏色革命搞垮中國,差不多去到要掛在口邊的地步。香港不能不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二選一了,港人遊走在兩國中間的灰色地帶,不再存在。口號激進、思想老舊的支聯會,本來就只能在這種灰色地帶生存。如今像跳出魚缸的金魚一樣,呼吸開始困難。

  三)憲法變了。中國為抵禦外來的顛覆力量,在二○一八年修改憲法,當時外界最關注的,是中央建議取消國家主席連任期限,但忽略了是次修憲的另一關鍵,是在《中國憲法》第一條第二款新增了一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中共以入憲來確立其執政憲制性,這也是中國八二年修憲後的最重大憲法改變。

  當年教我英國憲法學的老師話,如何分辦一個人是否犯煽動叛亂罪,在於你是否在公眾地方,鼓動人推翻不可改變的國家制度。所以你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大叫「保守黨政府下台!」這樣無所謂,因為按英國制度,執政黨可以轉換。但若你高叫「女皇下台」,你就犯上煽動叛亂罪,因為女皇在位按制度不能改變(記着她也不是民選的)。

  所以按此推論,當中國憲法確立中共不變的執政地位後,你大叫「結束一黨專政」,本身就可能已觸犯了煽動叛亂罪。

  四)本地法律變了,國安法立了。去年六月底人大常委會訂立了《港區國安法》,當中第二十二條「顛覆國家政權罪」禁止「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的行為。支聯會涉嫌觸犯相關罪名。

  有人話,支聯會叫這口號叫了三十二年都得,為甚麼現在不成?第一是世界發生了上述四變。第二是過去不執法,不等如將來不能執法。

  支聯會不放棄綱領,已跌入顛覆死胡同,不存在活動空間,其成員既可能觸犯法律,也無法通過參選資格審查,在政治上是一種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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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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