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的點評——「建設民主中國」議論過時

  六四快到,今年是《港區國安法》後首個六四,令人關心是否有人會出來以身試法。

  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因十‧一非法集會案判入獄十四個月,《明報》在何俊仁收柙前訪問了他。何認為,二○一四年佔中後,中央未有大幅改變對港政策,「那時候,大家和理非,中央未反面的」;至前年的社會運動、區議會選舉變天,「它不忍你了……小朋友不認識時代局限,其實對共產黨是欲速不達,不可以用暴力,要用和理非……我們不贊成暴力,但後生仔不喜歡我們這樣說,所以到最後我們都要付代價,整體的代價,這就是大時代」。

  有意見指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中的「結束一黨專政」涉嫌違反國安法,何俊仁就話:「我們如何顛覆國家呢?我們做了那麼久的事,不是用非法手段去顛覆你的制度,我們也沒這能力」。他重申支聯會的「五大綱領」,旨在以憲制方式令中國民主化。

  細心分析何俊仁的講法,有三點可以評論:一)泛民開始領悟到要和暴力割席,雖然太遲,但遲到好過無到。二)他們將二○一九年的暴力衝動歸結為「後生仔喜歡」,這樣既無視當日那場運動的外地勢力的角色,也對這班泛民uncle本身的責任輕輕帶過。年輕人永遠衝動,但做人uncle只懂隨波逐流,沒有倒過來拉住衝動的年輕人,uncle們也罪責難逃。三)何俊仁說的仍然是「建設民主中國」那一套。

        我偶然和內地朋友在微信上講起這些問題,提到香港泛民還是想「建設民主中國」,有一個內地法律學者的回應比較尖銳,說你們香港人還想建設甚麼民主中國,現在已經是民主中國了。我和他的長篇討論,可以總結出三點:

  第一,中國知識界曾經很崇拜西方式民主制度,只是「曾經」而已。一九八八年末,美國總統布殊首次訪華,邀請異見學者方勵之等人和他見面,就是這種思潮的高峰。最後的幻滅,不是源自六四,而是源於一九九○年鐵幕瓦解後,沒有一個東歐國家能真正發展起來,全盤西化的理念,慢慢在中國幻滅。如今中國已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倒是學習中國模式的越南發展起來,現實證明中國的道路才走得通,才可以令中國富強。

  第二,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台灣和香港的民主發展,做足了錯誤示範。台灣自二○○○年民進黨上台,實現政黨輪替後,過去二十一年,就在政治爭拗中渡過,民進黨死心不息想搞台獨,她的重政治、輕經濟發展路向,將台灣帶上停滯之路。至於香港,搞民主搞出港獨,上街打內地人。到二○一九年那場暴力騷亂,更令內地人心中香港講文明、講法治的形象,一夜破滅。台灣的「民主」和香港的「半吊子民主」,在內地完全破產。

  第三,中國式民主直接為人民謀幸福。西方式民主注重投票參與,中國式民主講求協商,講求人民的真正利益。例如中國要令最後的貧民消失,官員的確有指標,但不是硬來,而是去不斷游說,甚至出到安排貧民子女上大學,游說他們從大山裏搬出來。又例如美國抗疫,政客可以因為選票,而不做強硬社區限聚政策,結果美國至今因新冠死亡六十一萬人,全球第一,而中國只死四千九百七十人。一場疫情,更令中國人對自己的制度,充滿自信。

        我和這個內地學者討論後,我覺得香港的六四話題,泛民話要「建設民主中國」,現在已經完全過時。以香港實踐民主搞出亂局的失敗經驗而言,實在沒有甚麼資格,教中國搞甚麼民主。

        再講美國,Ipsos調查顯示,拜登政府的信任度只有百分之五十一,而加拿大約克大學民調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信任度升至九成八,而美國又如何可以硬塞美式民主制度給中國人呢?真是不用理中國人民的意願?

        簡單結論,和三十二年前一九八九年時比較,真的是此一時,彼一時了。我們又為甚麼要那樣「好為人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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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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