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永雄 - 從愛國出發｜巴士的點評
盧永雄
2022-06-1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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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也是《大公報》創刊一百二十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發來賀信，充份肯定《大公報》在各個歷史時期，特別是新時代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希望《大公報》不忘初心，弘揚愛國傳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為精彩的時代篇章。
習主席致《大公報》的祝賀信裏面說：「一個多世紀以來，《大公報》秉承『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的辦報宗旨，立言為公，文章報國，為新中國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香港回歸祖國、保持繁榮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進入新時代，《大公報》旗幟鮮明發出正面聲音、凝聚社會共識，為維護香港社會穩定、增進香港與內地交流、促進人心回歸作出了貢獻。」內地相當重視習主席這封賀信，當天中央台的《新聞聯播》以頭條報道。
細讀習主席的賀信，不但有祝賀《大公報》之意，也有勉勵香港之心。期望香港社會穩定，希望香港人心回歸，很明顯是主席對香港的祝願。
香港媒體過去總是多談自由，少談報國。
但香港大談新聞自由，也是自八十年代開始。回歸前的香港殖民地時代，由一八四二年開始，經歷了一百三十八年，港英政府從不強調香港的新聞自由。直至一九七九年，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和行政局議員鄧蓮如、利國偉訪問北京，拜會了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得悉中國堅持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麥理浩回港之後就大力搞作，為英國人撤退做準備。馬上在一九八○年開始為香港引入地方選舉，推出《地方行政白皮書》。官媒《香港電台》亦開始推動新聞自由，製作類似英國海德公園的《城市論壇》節目。嚴格而言，港英政府推動香港的新聞自由，是由香港回歸前十七年才開始。在此前的一百三十八年，香港根本談不上有甚麼新聞自由。
如今講新聞自由，好像和愛國主義對立起來，新聞從業員講愛國就好像是一種原罪。不過，媒體既要自由也要愛國，其實中外皆然。
西方世界言論自由和愛國主義並重。二○○一年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美國媒體無一拍攝事件死難者的屍體。美國與別國開戰，隨軍記者亦都受美國軍部指示，不會報道美軍被殺的場景。
中國媒體也有愛國傳統，特別是在列強侵略中國的歲月。回顧《大公報》的歷史，就是一份愛國報紙的歷史。《大公報》生於晚清年代，於一九○二年的天津法租界創刊，創辦人是輔仁大學倡議者之一的英斂之。文人辦報，充滿以身報國的色彩。
到抗戰時期，《大公報》以「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報國仇」的氣慨，號召國人同仇敵愾，抵禦日寇侵略，並不惜六遷館址，決不在日寇的鐵蹄下出版一天。一九三八年八月《大公報》遷館香港，一九四一年因香港淪陷而遷館桂林。戰後於一九四八年春《大公報》香港版復刊，此後扎根香港，《大公報》始終都是一份愛國報紙。
至於香港媒體，自港英政府在一九八○年代打開潘多拉盒子之後，逐漸變成單向強調新聞自由，客觀上鼓動了香港的媒體同中央對抗。回歸前已有之，回歸之後尤烈。最後眾多媒體全面發動群眾上街非法示威，演變成二○一九年的黑暴事件。
在二○一四年的佔中事件之後，中央已注意到香港的歪變。習主席在二○一七年七月一日訪港的時候，便提出香港不可以做三件事：第一是不可以做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事情；第二，不可以做挑戰中央權力、香港特區政府和《基本法》權威；第三是不可以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和破壞等活動。中央直言這是不能夠觸碰的底線。
習主席在祝賀信中，希望《大公報》(以至香港的媒體)凝聚社會共識、維護社會穩定，促進人心回歸。可以總結為「愛國」兩個字。
我認為言論自由和愛國主義不必然是互相矛盾的。香港應該反思如何調和這兩種要求，特別是在國際劇變的大環境，中美對抗已經變為大趨勢時，如果香港媒體站在親西方的立場，與中國對抗，甚至想中央政府倒台，希望紅旗變色，結果一定極之災難性。
「巴士的報」是一份網上報紙，讓網民隨時隨地
拿着手機或平板電腦可以看到。
www.bastillepost.com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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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致《大公報》的祝賀信裏面說：「一個多世紀以來，《大公報》秉承『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的辦報宗旨，立言為公，文章報國，為新中國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香港回歸祖國、保持繁榮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進入新時代，《大公報》旗幟鮮明發出正面聲音、凝聚社會共識，為維護香港社會穩定、增進香港與內地交流、促進人心回歸作出了貢獻。」內地相當重視習主席這封賀信，當天中央台的《新聞聯播》以頭條報道。
細讀習主席的賀信，不但有祝賀《大公報》之意，也有勉勵香港之心。期望香港社會穩定，希望香港人心回歸，很明顯是主席對香港的祝願。
香港媒體過去總是多談自由，少談報國。
但香港大談新聞自由，也是自八十年代開始。回歸前的香港殖民地時代，由一八四二年開始，經歷了一百三十八年，港英政府從不強調香港的新聞自由。直至一九七九年，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和行政局議員鄧蓮如、利國偉訪問北京，拜會了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得悉中國堅持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麥理浩回港之後就大力搞作，為英國人撤退做準備。馬上在一九八○年開始為香港引入地方選舉，推出《地方行政白皮書》。官媒《香港電台》亦開始推動新聞自由，製作類似英國海德公園的《城市論壇》節目。嚴格而言，港英政府推動香港的新聞自由，是由香港回歸前十七年才開始。在此前的一百三十八年，香港根本談不上有甚麼新聞自由。
如今講新聞自由，好像和愛國主義對立起來，新聞從業員講愛國就好像是一種原罪。不過，媒體既要自由也要愛國，其實中外皆然。
西方世界言論自由和愛國主義並重。二○○一年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美國媒體無一拍攝事件死難者的屍體。美國與別國開戰，隨軍記者亦都受美國軍部指示，不會報道美軍被殺的場景。
中國媒體也有愛國傳統，特別是在列強侵略中國的歲月。回顧《大公報》的歷史，就是一份愛國報紙的歷史。《大公報》生於晚清年代，於一九○二年的天津法租界創刊，創辦人是輔仁大學倡議者之一的英斂之。文人辦報，充滿以身報國的色彩。
到抗戰時期，《大公報》以「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報國仇」的氣慨，號召國人同仇敵愾，抵禦日寇侵略，並不惜六遷館址，決不在日寇的鐵蹄下出版一天。一九三八年八月《大公報》遷館香港，一九四一年因香港淪陷而遷館桂林。戰後於一九四八年春《大公報》香港版復刊，此後扎根香港，《大公報》始終都是一份愛國報紙。
至於香港媒體，自港英政府在一九八○年代打開潘多拉盒子之後，逐漸變成單向強調新聞自由，客觀上鼓動了香港的媒體同中央對抗。回歸前已有之，回歸之後尤烈。最後眾多媒體全面發動群眾上街非法示威，演變成二○一九年的黑暴事件。
在二○一四年的佔中事件之後，中央已注意到香港的歪變。習主席在二○一七年七月一日訪港的時候，便提出香港不可以做三件事：第一是不可以做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事情；第二，不可以做挑戰中央權力、香港特區政府和《基本法》權威；第三是不可以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和破壞等活動。中央直言這是不能夠觸碰的底線。
習主席在祝賀信中，希望《大公報》(以至香港的媒體)凝聚社會共識、維護社會穩定，促進人心回歸。可以總結為「愛國」兩個字。
我認為言論自由和愛國主義不必然是互相矛盾的。香港應該反思如何調和這兩種要求，特別是在國際劇變的大環境，中美對抗已經變為大趨勢時，如果香港媒體站在親西方的立場，與中國對抗，甚至想中央政府倒台，希望紅旗變色，結果一定極之災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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