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活時代——自由至上

  我們這一代在英治時代出生及接受教育的人,對西方文化思想可說是全盤接收,民主、自由等的所謂「普世價值」更視為理所當然。但一場世紀大疫情,令我們不得不反思,個人自由是否絕無妥協的餘地,能否帶來社會進步及人類的長遠幸福。

  我一直以為,個人的自由有個底線,就是不能危害別人的生命安全,但西方人都不這樣想。美、英、法等國家的疫情不必以第幾波來計,因為第一波至今還沒完沒了,就是因為人民高舉個人自由,不肯戴口罩、不服從社交距離,不理別人死活,情形就像十九世紀匈牙利詩人那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不少港人擁抱這價值觀,他們仍抗拒內地那套比西方國家聰明和有效不知多少倍的抗疫理念。我們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安排一次免費的自願性檢疫,竟有醫護人員和政客呼籲杯葛,結果只有百多萬人參與。反觀上周青島市出現十多宗感染個案,五天內為全市九百多萬人檢疫,馬上清零,連美國CNN不得不作正面的事實報道。

  面對重大危機,過份崇尚個人自由的制度,證明是害己又害人。香港抗疫之路崎嶇難行,反反覆覆,到今天雖大致受控但仍未斷尾,我們是時候醒覺了。

  就算不能效法國內那種全民強制檢疫,也應來一次強化版的社區檢疫,同時針對多個較高危的行業如護理、飲食、旅遊及運輸,要求所有從業員接受檢疫。還有,政府絕對有權要求數十幾萬的公務員和公營機構人員檢疫,為何不做?

楊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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