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正傾向於改革以「規則為本」的傳統監管方法，轉變為以「目標為本」的現代化監管方法。以「規則為本」的方法需依賴非常精確及全面的規條草擬能力，詳細列明受規管者能夠和不能夠做的行為，執行時缺乏靈活性，往往給予人一個「硬梆梆」過度監管的感覺。
以「目標為本」的監管方法是先鎖定目標及問題重點，着重以大原則及目標來設定高層次的規條，不會過份詳細規範如何實現目標的各種方法。
立法及訂例需時，科技卻日新月異。故此，完全以「規則為本」方法訂立的監管規條可能很快就不合時宜，就好像規管者有「吹毛求疵」的作法，導致規管者及受規管者之間產生矛盾，難以建立互信，最終亦難以實現規管目標。
就以解決駕駛者因使用智能電話而影響道路安全為例：據統計，大約每四宗交通意外中就有一宗涉及使用手提電話。美國及澳洲某一些地區就採用了以「規則為本」的方法，規定司機在道路駕車時、包括在途中怠速暫停待行的狀態下，均嚴禁使用流動電話，這種規條可能已與時代及現實脫節。
香港採用的是兼備上述兩種規管方法色彩的做法。在二○○○年訂立的香港《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四十二條，並沒有「硬梆梆」地嚴禁司機在道路上駕駛時不可使用手機，只規定司機在駕駛汽車時，「不得以他本人手持或置於他的頭與肩膀之間的方式使用流動電話；或以他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任何其他電訊設備。」每年的交通執法數字超過兩萬宗，平均只有一宗涉及使用流動電話而釀成的意外，足以驗證這條十九年前訂立的條例經受得起時代考驗。
筆者倡議規管者在更新或草擬規條時不妨多應用以「目標為本」的規管方法。
陳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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