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射針——深圳先行示範區與香港

  深圳經濟特區建設四十周年紀念,習近平再次南巡並參與紀念大會,事前中央政府還發佈了一份深圳作為「先行示範區」的改革試點方案,勾劃了二○二○至二○二五年深圳發展的思想與方向。如此高的規格,顯示了這不但是深圳而且是全國性的國策,港人可從中得到甚麼微言大義?

  有幾點要注意。首先是「先行示範區」這個概念在經濟學界中,過去數十年有一個叫「特許城市」(Charter City)的說法,主要是前年經濟諾貝爾獎得主羅默(Paul Romer)所推動的。羅默認為,世界銀行及西方國對落後國家的經濟援助,過去都起不到多大的正面作用,所以他建議一些國家不如劃出一小塊土地出來,作為新制度新政策的試驗田,若試驗失敗,也不至於影響全國,若是成功,則可在全國各地複製。

        羅默從前也認為,香港實際上正是扮演着「特許城市」的功能,其實施的制度帶來了自身的成功,也啟發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思想,香港的影響力由是輻射到深圳,大灣區以至全國,近年我知道他對香港的制度很感興趣,於是帶他走訪各處,增進其對香港的了解,很快地,他便掌握了「特許城市」這一概念其實與鄧小平所推動的經濟特區,其實是同一回事。羅默也就把興趣轉移到深圳這一最成功的特區去,並把自己變身為一個深圳專家。

  在方法學上,既然中國走的路前無古人走過,所以不會有理論指引,這便要靠較小規模的試驗去確保新制度的可靠性有效性,所以特區或「先行示範區」這方法是很具科學性的。香港從前也許並無主觀意願去充當試驗田,但在實際效果上,她卻扮演了此一角色,因此,內地人民從前對上一代的港人存有不少敬意,也崇尚香港的潮流,中央也高度重視香港的作用。

  不過,今天時代已變了,一方面是香港自己的制度已暴露出重大的弱點,高度的自由變為濫用自由,法庭判案的任意性使人大開眼界,民主變為帶有暴力性破壞性的民粹主義,市場經濟有些環節遭到不恰當的扭曲,造成樓價飛升及從此而來財富分配的不均,都使香港這一「導師」淪為反面教材,提醒了中國人民要從香港的經驗中學懂如何防微杜漸。

  另一方面,中國科技及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也顯露出中國目前的制度也未必足以應付百年來最重大歷史轉折。中國往前走下去,不可能照抄西方已呈敗象及老化了的制度,中國還是需要繼續進行新制度試驗,最合適最有能力試驗區不再是香港,而是深圳!這次包含二十七條的試點方案公佈出來,深圳獲得不少推行新制度的權力,正好坐實了深圳在全國發展先行領導地位,香港的「導師」身份已一去不復返矣!

  香港還可做些甚麼,以挽回自己在全國的一點地位?這倒要看香港可以做出甚麼貢獻。這裏有三個障礙。

  第一、我們近年早已聽到所謂「中國速度」這一說法,它意味着中國的科技及各方面發展是井噴式的,快得使人目瞪口呆,到內地探訪旅遊的,每隔五、七年,便好像去了另外的國家一樣。在當前中英科技戰經濟戰中,中國人民都常在計算日子,要多少個月或多少天,才可把美國的遏制拋諸腦後,速度是很重要的考量。反觀香港,近年來社會諸事失去方向,政府做事溫溫吞吞,事事寸步難行,不倒退已是萬幸,與「中國速度」更是脫了軌,深圳縱有意願與香港合作,但別人不會被你拖着後腿的。

  第二,特區政府「為官避事不覺恥」,在抗疫一事上只能做到與病毒打拉鋸戰,連全民強制驗疫也不敢做,如何把潛伏於社區中的隱性傳播鏈揪出來?全民驗疫成本不低,但經濟效益卻很多倍,不做是愚蠢的行為。沒有本地個案,內地對開放邊界口岸一定十分顧忌,通不了關,港人的家庭及精神損失有多大,經濟上與深圳或大灣區的融合,豈不可笑?特區政府在驗疫上的歎慢板策略,已遠遠跟不上時代的需要了。

  第三,我不大擔心金融業,香港這方面很強,仍可對中國發展起到貢獻。但金融業佔香港GDP不足兩成,就業人口不足一成,而出入口貿易及物流業在經濟板塊中比例不斷萎縮,香港必須另找新的動力,最明顯的便是高科技生產。

  不過,香港的高科技尚未成氣候,與深圳不可相比,但落後中卻另有先進之處,香港高等院校的科技研究不少是世界級的,但缺乏將實驗室的成果轉化為經濟產能的能力。這方面倒是與深圳可以互補。不過,我們尚未見到一些有效而且具規模的政策,所以我對此種科技上的融合,也只能樂觀其成但不會太存厚望。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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