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射針——中國成功滅貧的背後

  今年二月底,中國政府正式公佈全國貧窮人口清零。在二○一二年中國訂下絕對貧窮的標準,那時估計共有九千八百九十九萬人屬貧困人口,及八百三十二個縣是貧困縣,經過八年努力,現在兩者都已清零了。

  近億人在八年內全部脫了貧,這是巨大的造福人類的成就,但若要更深入了解此事的意義及從中得到可供借鑑的經驗,我們不可粗枝大葉,應該深究其貧窮的標準,所用的策略及背後的理論。

  貧窮有所謂相對貧窮及絕對貧窮,相對貧窮通常是把人民收入的中位數打上一個折扣,低於這個標準的便叫貧困,例如按經合組織所用的標準,因為中國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在二○二○年是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元,中國的相對貧困線應訂為此數的一半,即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為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元以下的,便屬貧困。世界銀行所用的標準低一些,是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三分一,即九千一百八十元。採用相對貧困線的地方,貧窮人口幾乎絕不可能清零,因為就算人人收入上升,中位數及貧窮線同樣會水漲船高,總會有人活在貧困線下。不過,聯合國也訂有絕對貧困的標準,現時是每天人均收入為一點九美元,大約等於每天十二點四元人民幣,或每年四千五百二十元左右。

  中國用的是絕對貧困線。二○一二年訂在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二千三百元,到了二○二○年,則因購買力的變化,已改為每年約四千元。這比聯合國標準的四千五百二十元低了百分之十三,這是否標準太低?這說法不對,因為中國的脫貧標準除了收入以外,還加上了一些條件:不愁吃不愁穿,有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保障及住房安全,這些都涉及額外的經費。

  我們長期生活在高收入的社會,很多人都不易感受到把近億貧窮人口拉離貧窮陷阱的困難。在歷史上很長的時期,多國人口的收入並非上升,而是停滯及甚至下降。據經濟史大師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研究,從漢朝至一九四九年,中國的實質人均GDP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九左右,二千多年才有這麼一點點,可知脫離貧困陷阱是如何的艱巨。一九七九年經濟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的獲獎演講《貧窮經濟學》字字鏗鏘,當中有段說話,我記住了四十多年:「世上多數人都貧窮,所以如果我們懂得有關貧窮的經濟學,便等於懂得經濟學最重要的部份。世上大多數人都靠農業為生,所以我們若懂得農業經濟學,便等於得悉大部份有關貧窮的經濟學。」正因為這段說話,我讀研究院時還特地修了幾門農業經濟學,這對幫助我了解中國的減貧策略,大有幫助。

  按照舒爾茨的理論,幫助農民脫貧要先明白他們的行為規律。農民與其他人民一樣,都十分理性,一樣要面對不同的制約及有自己的偏好,用正規的經濟學完全可解釋他們的行為,反而文化背景等解釋力很差。舉個例子,印度的傳統農民窮得要命,但他們常不肯投資改善生產力,反而會把一生積蓄用作「無用」之事上,婚嫁及喪禮會把積蓄用光用盡,但其原因不是文化習俗,而是因為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在五十年代綠色革命出現後,農業科技有了新的進步,新的種子若有適當的灌溉及化肥,產量會大增,印度農民立時反應,把積蓄都用在水利及購買化肥之上。此等發現,與中國脫貧的經驗也脗合。

  中國脫貧的手段很多,內地有些很優房的電視紀錄片也有記載。其中一條便是利用新科技去為農民製造致富的機會。一些住在窮鄉僻壤的農民如何能與全國甚至世界的大市場連結起來?電商網便是其樞紐,但誰會懂得利用互聯網為己脫貧?這需要一定的知識及意志。

  這便又來到舒爾茨的理論。他是「人力資粗」這一概念的原創人,最為重視教育。政府或社會要做的,是要為包括農民的人民提供教育機會,但真正的教育,必須人民自己願意努力,投資在自己的教育之上。他們在甚麼條件下才有誘因耗費資源去學習?這需要讓他們看到投資在教育上會帶來可觀的回報。內地的策略有電商賦能及扶貧兼要夫志,亦有教育扶貧、醫療扶貧等,具體措施處處地方不盡相同,大抵是要善用現有環境,但亦與經濟理念相符。例如,健康扶貧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壽命及健康改善,學習而來的知識會有更高的回報,可激勵人民更好地學習。

  解放初期,中國人民人均壽命不足三十五歲,今天則是七十七點三歲,試想若經十多年寒窗苦讀,耗掉了生產的時間後,過不了幾年便一命嗚呼,誰還願意花這麼長的時間接受教育?

  中國脫貧之所以能夠成功,我相信與近年新科技(例如電子支付、網購平台、快速運輸及大數據)的井噴式發展及教育普及,以至鐵路公路無遠弗屆,連窮山惡水一樣可到有莫大關係。中國用的策略不是輸血式的扶貧,而是為貧民創條件,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而使收入能不斷上升,徹底打破跌入貧窮陷阱的宿命。授之與魚不若授之以漁,中國剛脫了貧的人民,收入還會繼續上升。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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