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街神父」胡頌恆疫情下變身包租公,為區內近七十名露宿者安排宿舍暫住。褚樂琪攝
「廟街神父」胡頌恆疫情下變身包租公,為區內近七十名露宿者安排宿舍暫住。褚樂琪攝

昔日人山人海的油麻地廟街,疫情下人潮不再,三分一排檔沒有營業,「封區(檢測)之後,這里變了死城。」在「廟街神父」胡頌恆(John Wotherspoon)眼中,五光十色的廟街,背後藏着不受注視,卻亟須援手的釋囚、道友及露宿者,但過去一年,廟街淪落人急增,神父變身包租公,租下的賓館房間一個接一個,轉眼間已有近七十人入住,不少是年屆六十,被疫情奪去工作的人。眼見求助者愈來愈多,七十四歲的他逼着愈走愈快,卻從不言倦,心里只是疑問,政府為何對無助者視而不見,「不要花錢興建機場第三跑道,在廟街幫助窮人吧!」 記者 郭增龍

位於廟街的商住大廈平安大樓,不少單位均為賓館,疫情下訪港旅客人潮不再,房間丟空。胡頌恆於是在平安大樓不同樓層,合共租下四十多個房間,作為臨時宿舍,讓近七十人入住。他之所以租下房間,是因為去年三月底,政府宣布禁晚市堂食,令不少原本借宿二十四小時麥當勞的「麥難民」,頓時失去每晚休息之處,「我很多謝麥當勞一直收留露宿者,但沒有麥當勞後,露宿者需要找地方住,我希望可以做點事。」

賣二手衫租賓館救濟露宿者

胡頌恆起初只是租下一兩個賓館房間,並在廟街出售二手衣服及家品,期望為露宿者創造就業機會之餘,亦可以將盈利用作賓館房間的開支。不少教友及善長得知其計畫後,均踴躍捐款,更一度籌得逾二百萬元的資金,令他喜出望外,「我並無特別宣傳籌款,這個情況是我意想不到,或者就如基督教宣教士戴德生所說:『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絕對不會缺少上帝的供應。』」

油麻地的露宿者問題,胡頌恆絕不陌生。早在一九八五年由澳洲來港宣教的他,十一年前為了踐行服務窮人的夙願,在廟街租下不足一百呎的劏房居住,與基層同呼吸,「我是監獄神父,每個星期都會到不同的監獄探監,我知道很多釋囚出獄後,都會來廟街找工作,所以我來這里,一開始也是做釋囚的工作。」

辦「薄餅派對」與釋囚分享

胡頌恆起初每逢周日在家舉辦「薄餅派對」,邀請吸毒者、露宿者或更生人士參加聚餐分享,參加人數由起初的兩三人,增加至近年二百多人,地點亦由胡頌恆的蝸居,改在區內的學校禮堂舉行。直至去年疫情肆虐,「薄餅派對」被逼停辦至今。不過,每逢周四晚上的派飯行動,則未有因為疫情而取消。

在胡頌恆眼中,外表繁華的廟街,實質是香港淪落人的聚集地。他見證不少找不到工作機會的釋囚,在這里鋌而走險,從事馬伕、販毒等的違法工作。他的劏房鄰區,有難民,亦有收入微薄的少數族裔家庭,一家四口擠住狹小的空間,疫情下逼得喘不過氣,「那些劏房都是不及格的單位,他們住在這里很容易有健康問題。」然而,一場疫症令廟街淪落人的名單中,添加了不少他意想不到的新成員。

不愁三餐港人疫下失飯碗

訪問當日,記者隨胡頌恆到平安大樓探訪入住臨時宿舍的住客。六十五歲的蔡先生原本是餐廳廚師,月入兩萬多元,與內地太太居於深圳,本來生活無憂,更有餘錢與友人在內地投資經營餐廳。去年疫情爆發,蔡先生為了保住香港的工作,趕在入境隔離令生效前返港。然而,隨着本港疫情日趨嚴峻,他在三月已失去工作,內地投資的餐廳亦結業收場,連太太也返回湖北老家。孑然一身的他,過去一年嘗過「瞓天橋底」的滋味,輾轉獲胡頌恆收留。他慨歎經濟不景下,工作機會有限,對重投職場不抱期望,「老闆要請都請後生,我年紀大,無得爭。」

另一名住客Norman見到胡頌恆後,更能以流利的英語溝通。現年六十四歲的他年幼時隨父母移民加拿大,近年在雲南昆明擔任外國旅行團導遊及英語會話導師,疫情下旅遊業冰封,他收入歸零,苦撐至去年十二月後,萌生回港念頭,「如果我在內地不幸患病入院,我不可能負擔住院費用,但我有香港身分證,知道回來最少也有基本保障。」Norman回港一度入住油麻地的賓館,直至上月盤川用盡,於是向胡頌恆求助,「我正報讀物業管理課程,希望之後可以找到工作。」

「服侍窮人就是服侍耶穌」

過去一年,胡頌恆在廟街街角遇上不少原本有穩定工作、不愁三餐的香港人,因為一場疫症失去飯碗,「中國人都很勤力,他們因為面子問題,不願意領綜援。」即使他們願意向政府求援,要找到廉價的住宿亦不容易,「政府的福利幫不到他們。」

要七十四歲的胡頌恆肩負近七十人每日的起居飲食,顯然是超出他的負荷,他獨力支撐半年後,終於在去年十一月增聘一人幫忙,加上不時有義工自發幫忙,他才有得來不易的喘息時間。在完成露宿者探訪後,記者跟着胡頌恆回到他經營的二手用品店,探問是甚麼推動他不眠不休地服務露宿者時,他指着掛在店內的一幅畫,那是以衣衫襤褸的姿態,橫臥於街邊座椅的耶穌畫像,「服侍窮人就是服侍耶穌。」

《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