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撰文批評掩飾或迴避黨的領導在「一國兩制」中的法權正當性及制度作用已經不現實。資料圖片
田飛龍撰文批評掩飾或迴避黨的領導在「一國兩制」中的法權正當性及制度作用已經不現實。資料圖片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以《擺脫西方誤導,香港該補上「黨史課」》為題在內地媒體撰文,指回歸24年,「一國兩制」從「井水不犯河水」走向「融合發展」,是其內在的理性轉型,是制度實驗因應時代精神的變遷。香港與「國家」融合,其中黨的領導是最本質的特徵。

田飛龍指,「一國兩制」下的國家組織,不是抽象的民主法治國家,而是具體的黨的領導原則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但「一國兩制」長期以來刻意留下模糊想像空間,一方面是中央保持極度的政治謙抑和權力節制,高度自治不僅被高度尊重和支持,更是被理解為先進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香港被本土派和外部勢力建構為「民主中國」的樣本,並作為滲透影響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前沿基地。「一國兩制」在粗淺的各方共識之下,潛藏著多重誤解和歷史進程的複雜張力,直到抗爭爆破和制度清晰化。



田飛龍強調,真正創制和管控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力量是中共,直接的管轄機制是《基本法》規定的中央管治權,但黨與國家權力的整合形式正是中國憲法的本體。離開黨的領導談論中國的合法權力,要麽是法理的錯誤,要麽是政治上的刻意切割,都不是中國憲法的真實規範。但是在港社會長期「恐共」、「懼共」甚至「反共」的社會意識形態氛圍下,國民教育尚且難以推行,關於黨的教育更是「人心」之堅冰所向。

他指出,在《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法構成的「一國兩制」2.0版框架下,掩飾或迴避黨的領導在「一國兩制」中的法權正當性及制度作用已經不現實。在根本意義上,講不好黨的故事,「一國兩制」的根本憲制原理就不通不透。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提出中共是「一國兩制」的創建者和維護者,「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離不開黨的領導,是符合歷史和法理的。


田飛龍批評,在港英殖民統治、國民黨歷史敘事以及各種反共勢力的劫持扭曲之下,香港社會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反共」思潮和行動,並與愛國愛港傳統始終處於鬥爭狀態。然而中共並沒有在港佔據歷史敘事和教育文化的主導權,香港史被講成了港英「領導」下的現代化史和反共群體的「民主鬥爭史」,共產黨的民族代表性和民主正當性被嚴重侵蝕和消解。駱惠寧的講話,觸及了香港的「黨史」補課問題,這不僅涉及香港教育體系的改革問題,也涉及公職人員倫理改造與社會文化生態修復的問題。

田飛龍指,如果中共是單純的民族主義政黨或冷戰陣營的社會主義小跟班,1949年解放軍就不可能勒馬深圳河畔而保留香港作為新中國外交與外貿的對外通道。如果沒有1960年代「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國家發展理性和世界體系演變的大戰略眼光,就不可能有後來鄧小平具體規劃的「一國兩制」政策體系。如果沒有毛澤東晚期突破冷戰體系的對美和解,就沒有改革開放的國際政治條件以及意識形態突破口,香港之地位與角色也就難以確定。

他表明,苛求香港社會在短期內深刻理解與認同中共的代表性與公共性不現實,但「一國兩制」的觀念解放和再出發,離不開對黨的領導的內在理解和接受。黨的領導具有把握時代精神和實現制度創造的最大公共性,「一國兩制」範疇的每一個行動主體就都是黨的領導的對話和參與力量。只有從內心中解除心魔,共同致力於新香港建設、「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以及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每一個香港人才能確立可靠的身份、利益、意義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