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形容,建制派內不少人對英殖時期的管治也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甚至懷念。資料圖片
邵善波形容,建制派內不少人對英殖時期的管治也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甚至懷念。資料圖片

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在內地《觀察者網》撰文指,「反修例黑暴事件」反映出「一國兩制」在港實行20多年來,積聚下來的一大堆問題。事件迫使中央在去年連續出重手,這是「一制」踏入了一個新階段,「一國兩制」在港出現了一個新版本。香港當前出現的並不是「一國一制」。回歸後二十多年,國家對港的權力及關係並沒有變化。變化的是在「一國」之下,中央對港「一制」的政策,著實有所調整,但這變化並不違反「一國兩制」的原則。

在「2.0版」下,中央在港的角色的確有了較大的變化,香港過去幾年出現的一些問題,其實是在港的「一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造成的結果。即香港面對的困難,不是「一國兩制」的問題,而是自身一制的內部問題。

邵善波在評論文章指,中央訂立《港區國安法》,完善選制,均是在行使其國家職權,屬「一國」下的正常行為,這並不是「一國」與香港的關係有什麼改變。一個國家的安全問題,不可能純粹是地方的事務。中央回歸前對國安問題的處理態度,是寬鬆的,中央通過《基本法》「授權」香港在當地立法,以管控這些行為及事務。

但二十多年來證明,香港無法落實這任務,更出現嚴重傷害國安的情況,引致社會分裂及動盪,政府施政不能伸張,造成社會問題,更影響到國家發展的大環境。這令中央不得不改變原來的安排,在這本屬國家的事務上,直接出手解決填補國安立法這個漏洞,解決面對的困局。

國安性質上就是「一國」的事,本來就不屬香港「一制」的權責範圍。中央出手並沒有改變「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同樣,選制設計,在單一制的國家體制下,也本屬國家的職權範圍,不是高度自治權力範圍內的事務。《基本法》對這方面的規定,對修改這方面的安排做出各種限制及訂明中央的角色,亦清楚反映這權力及職責的本質,及中央與特區在這問題上的關係。

邵善波說香港面對的困難,不是「一國兩制」的問題,而是香港自身一制的內部問題。資料圖片
邵善波說香港面對的困難,不是「一國兩制」的問題,而是香港自身一制的內部問題。資料圖片


邵善波指,香港出現藍營與黃營的分野,藍營被定性為保守、親建制,因為西方國家近來的表現,對西方體制感到失望的人,這並不正確。同樣,將黃營定性為那些懷念英殖,希望與內地持續分隔的人,也不正確。雖然這些標準可以用來分辨社會上不同的群組及思潮,但這並不是近年來形成的藍營和黃營的基本分歧。

邵善波形容,建制派內不少人對英殖時期的管治也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甚至懷念。對近年因為中美關係惡化,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斷出現問題,對西方感到失望的,也不限於親建制的人士。絕大多數的親建制人士,在支持「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也會肯定一定程度上香港與內地的差異、分隔,對香港與內地關係的發展,存有各種疑慮。

反之,黃營的特點是基本上不接受回歸的事實,亦即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受中國主權管轄的現實。在相當程度上,他們也抗拒中共領導的中國,抗拒中央對港的管治權。其中不少更有反對中國,不承認或不想做中國人這些極端傾向。他們對回歸後港人自治的安排及情況不滿意、不接受。在這個政治基礎上,他們組織及進行抗爭行動,包括欲通過選舉奪取管治權,其中手段更包括引入或接受境外勢力的介入及支持,以求達到他們的目的,這才是黃營的本質,造成問題的根本,破壞「一國兩制」落實的原因。

邵善波認為,香港社會形成的藍營和黃營的基本分別,乃是否接受「一國」,即香港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受國家主權的管控,亦即是受現今行使國家主權,在北京的、由中共領導的政府的管控。不少黃營人士可能並不同意這論述,認為自己並非否定國家擁有對港的主權,只是堅持國家落實承諾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維持原有制度。可是他們反對國家對港有全面管治權,反對按國家憲法、全國人大對《基本法》有解釋權等等行為,都是以行動實實在在地否定中國對港行使主權的表現。

邵善波認為,黃營的根本問題,並不是沒有意識到政治是現實和妥協的藝術,不是一個零和博弈;這當然也是策略性錯誤。根本問題是需要放棄「反共拒中」或「反共反中」的政治立場。在國家日漸強大的情況下,黃營挑戰顛覆和分裂國家主權看來不切實際,但在外力的鼓動及支持下,他們認為有成功的可能,自有他們內部的邏輯及道理。期望他們放棄這些目標並不實際,當前的政治生態大變化,必然是一個大清洗、大替換的局面。

邵善波認為,香港社會形成的藍營和黃營的基本分別,乃是否接受「一國」。資料圖片
邵善波認為,香港社會形成的藍營和黃營的基本分別,乃是否接受「一國」。資料圖片

邵善波說,「一國兩制」已進入「2.0版」。但「一國」對港的權力及關係並沒有改變。香港的「一制」,即中國在《聯合聲明》中的承諾基本原則並沒有改變。保護國安是「一國」的責任,選舉政制在回歸以來的設定並不是回歸前的原有制度。雖然英殖政府在面對要交還香港給中國時,匆匆引入了各種選舉,但大部分都是在與中方簽定協議後發生的。這是英方期望以單方面行為改變現狀,做成既成事實的行為。香港的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在九七年後不是沒有變化,但維護市場經濟及尊重私有產權的基本原則,則並沒有動搖。個人的權利、自由並不比回歸前的少。香港的一制,與內地的一制仍有根本的分別。

港人自治出現困難的最大原因,就是回歸前後引入的開放式、對抗性、競爭選制造成的。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及社會往來,愈來愈頻密造成的一些後果,也是造成社會內部分歧、分裂主義,「拒中」情緒得以發展的原因。其實兩地密切的發展與香港的回歸並無直接關係,內地展開改革開放後,兩地的往來關係已出現飛躍式的發展。港府未能有效處理好回歸後兩地關係進一步發展而產生的一些問題,如水貨客、內地短期遊客湧港等情況,造成的一些負面的社會影響,應負最大的責任。

邵善波說,當前出現最大的問題是香港能否處理好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極度的貧富懸殊,解決好基層的起碼生活條件,改善社會中下階層的發展機會,及推動社會的整體發展,成為國家發展大局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這是新版港人治港能否成功走下去的考驗及挑戰。

邵善波認為,黃營挑戰顛覆和分裂國家主權看來不切實際,但在外力的鼓動及支持下,他們認為有成功的可能,自有他們的邏輯及道理。資料圖片
邵善波認為,黃營挑戰顛覆和分裂國家主權看來不切實際,但在外力的鼓動及支持下,他們認為有成功的可能,自有他們的邏輯及道理。資料圖片
邵善波認為,黃營挑戰顛覆和分裂國家主權看來不切實際,但在外力的鼓動及支持下,他們認為有成功的可能,自有他們的邏輯及道理。資料圖片
邵善波認為,黃營挑戰顛覆和分裂國家主權看來不切實際,但在外力的鼓動及支持下,他們認為有成功的可能,自有他們的邏輯及道理。資料圖片
邵善波認為,黃營挑戰顛覆和分裂國家主權看來不切實際,但在外力的鼓動及支持下,他們認為有成功的可能,自有他們的邏輯及道理。資料圖片
邵善波認為,黃營挑戰顛覆和分裂國家主權看來不切實際,但在外力的鼓動及支持下,他們認為有成功的可能,自有他們的邏輯及道理。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