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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的學校在元朗區，是全港最多跨境學生的地區之一。自復課以來，校長會和教育局的同事，一直努力奔走，開會商議，在教育局支援和領導下，制定了處理方案。執筆之際，已定好了復課日子和安排。雖然可以想像首日難免會出現混亂，但面對這世界上絕少有其他國家或城市出現，因此也絕無可供借鑑處理經驗的挑戰，看到區內許多不同崗位上的同工，積極合作，毫不計較，我實在滿懷感謝。
在疫情中復課，每所學校本來已面對不少工作和壓力。處理跨境學童復課，校內校外都牽涉許多問題。先不說在進程上，不同持份者都希望愈快愈好，在時間上有逼切的壓力。成事與否，除了是疫情安全，還包括考試安排（特別是牽涉高中選科的中三級）、成績表處理，兩地家長的心理和經濟負擔、關口檢疫安排和學生自理能力等。而且相當弔詭的是，處理不同學校眾多學生同時的活動，原則方法本來應該着重「聚」，通過整合設計，掌控情況、資源和節奏等，才可處理和協調學生的眾多，而且來自不同學校。偏偏在疫情肆虐的情勢下，一切都不應聚，大家所着重的是「阻隔」，所以安排上，就在這種矛盾中，平添了許多壓力、變數和複雜性。
這兩星期，區內許多學校不停討論、不停收集資料和開會，參與的校長和老師，以至教育局同事，大家都努力認真，我深表欣賞。自疫情出現以來，香港社會經濟大受打擊，不少行業慘淡經營。社會上，一直都說「同心抗疫」，同心，正是先明白不是由自己出發；抗疫，不止是保持健康，也包括抵抗由疫情而產生的種種困難。孩子處境被動無助，仰仗我們成年人引接支援，我們用熱誠努力以赴——這本來就是從事教育工作，一種本質而悠揚的旋律。
潘步釗
作者為裘錦秋中學（元朗）校長、課程發展議會委員。
文章刊於《星島日報》6月29日教育版專欄「校長有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