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樹昌教授指出，政府聘請兩所私人公司檢測僅為截斷隱形傳播鏈，只因為香港處理檢測量有限及今次疫情多點爆發，牽連甚廣。
政府顧問、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學講座教授許樹昌比較世界各地應付疫情舉措，香港算是幸運。因為在1月已知道武漢有部分人在封關前外出旅行，預料當中部分會來香港。所以當他們確診後，便能夠立刻將他們送到公立醫院隔離，盡量避免他們把病毒傳播到社區，防止了社區大爆發；而第二波源頭始於3月海外疫情爆發，基於人道理由，香港容許外地升學的學生回港，以致一些社區爆發。因為在3月19日以前，他們回來不需要強制家居檢疫和留下樣本。相信他們令到蘭桂坊等部分酒吧及食肆爆發，幸好疫情亦能很快壓下去，與第三波疫情不同。
圍堵政策無力應對多點爆發
許樹昌指出，香港主要以圍堵政策控制疫情，盡快將懷疑及確診個案隔離，避免病毒流散在社區，在首兩波疫情中都是見效的。可是第三波疫情，因為太多隱形傳播鏈流入香港，所以單靠圍堵政策是不可行的，我們需要加強其他措施。
據分析，外國情況相對更差。早期疫症在意大利爆發，原本只有兩到三個城市受感染，但他們沒有果斷決定封城，以更疫症很快傳播到意大利全國；亦因為歐盟一體化，隨之整個歐洲都受到感染，例如西班牙、英國等地病毒都已進入社區，疫情因此難以受控。因為社區裏的長者、長期病患者容易受到感染入院，最後當地的醫療體系便會崩潰。
英國曾經考慮推行自然「群體免疫」策略，縱容人民受到感染，希望可以產生抗體。但是後來倫敦帝國學院的研究指出，這個策略預料導致26萬人死亡。所以英揆立即收緊抗疫措施，將受感染人士送進醫院；症狀輕微的人士則在家居檢疫。
另外，美國早期亦已有病毒滲透到社區內。許教授引述在美國疾控中心工作的同事，指他們太遲派發基因測試劑，而且歐美人士多不願配戴口罩，以致許多州份已被病毒滲透，無法再找出源頭。縱然近日美國大量供應測試劑，亦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確診及死亡人數相當高。直至近期觀察到香港及亞洲的染病數據，世界衛生組織才更改指引，建議若干地區人民，如不適合以安全距離避開有症狀者，應該配戴外科口罩。
許樹昌指出，不同於世界各國，中國內地使用「小區管理」的抗疫模式，很快便能控制疫情。縱使在武漢封城前夕，有約500萬人外逃各省市散播病毒，甚至將之帶到海外，但仍能快速截斷社區傳播鏈。因為市民必須留在室內、不可上街見面；甚至政府人員會替你購買日用品，每天只可在家樓下取兩次。居湖北港人經政府專機返港後，接受抽血檢驗，其感染率僅約4%，亦反映「小區管理」的成效。如果社區可接受相類的強制措施的話，相信疫情可以很快受控。
香港醫護成功把關
許樹昌回顧香港醫護的抗疫情況，認為今次算是比較順利。因為自2003年起港府為公立醫院投效不少資源；2005年起每所醫院都添置了負氣壓病房，現有共1400張負氣壓病床，減低新型冠狀病毒患者感染醫護人員和其他病人的機會。
另外，醫護人員累積了處理「沙士」的經驗，習慣在一般時候，配戴外科口罩；在進入高危病房前，亦會穿上較高規格的保護袍、手套和N95型口罩。因此，暫時未有大量個案在醫院管理局轄下病房爆發。相反，當年「沙士」以普通病房處理「沙士」病人，而且病情急遽惡化，許多醫護人員需要近距離照顧，以致受到感染。當時，香港1755個個案內，近300個是醫護人員；但今天有超過1500個染病個案，不多於10人因為照顧病人而受到感染。
他續指，兩所大學醫學院在是次疫症爆發中亦做了不少研究，例如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很快已能夠建立測試劑和藥物測試、混合劇的療法亦是源於他們在實驗室觀察由以往沙士、中東呼吸綜合症累積的病例數據；而香港中文大學亦觀察到糞便可為小孩留下樣本及病毒可以在糞便中存活較長時間。
許教授也和香港大學的裴偉士教授合作長期追蹤康復者，了解他們康復後的肺功能、活動能力和抗體可保留時長，兩年內邀請他們定期進行測試和驗血。他指出，本港學界暫時不知道抗體可以保護病人多久。因為過往追蹤「沙士」康復者，得知該病毒抗體大約可保護病人2-3年；而中東呼吸綜合症的康復者抗體約十個月已經消失，最長僅1年多，時效不定。
截斷播毒毋須全民檢測
他相信，政府不會做全民檢測，因為檢測需要有目標才有效果、亦不會浪費彈藥。例如在第三波疫情在院舍、的士及餐飲業爆發，可以透過檢測快速找到已爆發的源頭。但若要求700多萬人共同檢測，我們不能擔保若今天某君是陰性，明、後天不會受到感染，所以並不實際。
其次，香港沒有這樣的能力。一般而言，衛生署及醫院管理局只配備處理流感及呼吸道病毒檢測的能力，合共可處理2000-3000個檢測。但是次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出太多懷疑個案，即使兩所大學及部分私營醫院加入提供服務，短時間內亦無法處理7000多宗個案。政府業已添置儀器和購買基因測試劑，也只能處理最多5000多宗。因此，香港政府才引入兩所內地機構，短期內提高檢測量。他們在內地很有經驗，亦受聘於澳門政府，在當地進行大型檢測，很容易就能處理8000至1萬多宗。即使未來疫情受控，或考慮「開關」和使用「健康碼」時，亦能應付公眾的檢測需求。
他續指，這些私營檢測機構預料可以減輕政府壓力，而衛生署和醫管局則就可以集中資源照顧本地病人，相輔相成。但這不代表我們需要請求中央政府調撥資源，替香港市民檢測，因為對於防控疫情成效不大。
《灼見名家》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