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日報報道)《香港國安法》實施逾一年以來案件廣受關注，如民主派初選案歷經四日四夜馬拉松式聆訊，大部分內容卻因涉及保釋程序限制不可報道，目前共九案中八成被告須還柙候審，何桂藍昨申請保釋前亦提出撤銷報道限制，亦有指相關案件屬重大公益應獲豁免報道限制。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認為批准與否需視乎個別而定，資深大律師清洪則反對豁免，指理據混淆視聽，認為目前做法應保持不變，報道限制無關新聞自由，保釋程序亦與國安法詮釋不太相關，剔除限制此等爭議旨在削弱國安法效力，將聆訊「政治化」。

　　國安法自去年六月三十日起在港生效，今年初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保釋案上訴至終審法院，法庭判決根據國安法第四十二條（二），確立了國安法案件中，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否則被告預設不准保釋。判決影響深遠，逆轉了一直以來普通法下的「保釋假定」原則。江樂士認為此舉為法官批准被告保釋設下了另一重更嚴格的門檻。

　　至今累計共七十人被控違反國安法，當中五十六人在接受審判前須一直還柙看管。另一方面，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九P條〈對報道保釋法律程序的限制〉，所有保釋聆訊中傳媒均只可以報道被告、代表律師、法官及所在法院的名字、控罪、保釋決定及押後日期。

　　回溯條例訂立原意，清洪大狀提到可參考於一九八九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研究報告書《刑事訴訟的保釋問題》，當中指出於高等法院案件審訊中一向設有陪審團，而不少市民有資格擔任陪審員，保釋聆訊中提到的被告案底、涉案案情和證據等資料，如被傳媒報道可能無意中會對被告不利，造成審訊不公，故清洪認為此限制對陪審團審訊尤其重要。惟與此同時九P又訂明法官有酌情權，如「法庭覺得為了社會公正而有所需要」，便可解除報道限制。

　　目前社會大眾對國安法保釋聆訊絕大部分內容毫不知情，在重大案件中往往需透過旁聽人士反應或被告片言隻語揣測內容。面對《香港國安法》下八成被告須還柙候審，有人質疑屬「未審先判」，亦有人引用名言「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正義不僅要伸張，還須彰顯於人前）」，提到公開審判（open justice）法治原則，指為着社會公正、重大公眾利益，法庭應該剔除保釋程序報道限制，容讓公眾知悉保釋程序的過程和決定理據。

　　在初選案中有大律師也曾解釋到國安法非常嶄新，缺乏案例參考，重大案件關乎社會公正，屬公眾知情權。如能公開保釋聆訊中，控方提出的國安法詮釋、罪行性質及嚴重性和潛在量刑，將有助市民大眾熟悉並遵守《香港國安法》，履行政府「提高居民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的憲制責任。正如唐英傑一案中，就如何詮釋「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口號意思，由法庭到學界以至社會均掀起重大爭議。再者，唐英傑案最終也由三位國安法指定法官共同審理，不設陪審團。

　　國安法案件是否屬重大公眾利益，江樂士認為需視每宗案件的情況而定，難以一概而論，如判決有助指導大眾明白保釋理據，便值得法庭剔除報道限制。江樂士補充未來國安法案件不排除會設有陪審團，預計隨著未來愈來愈多案件審結，大眾理應能完整並清楚明白國安法內容和量刑，故毋須憂慮報道限制會窒礙市民理解，或削弱公開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