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因研訊召開的那天，Jane（化名）手執一疊文件，慌亂地向眼前的證人作出提問。法庭內不但坐着悲痛的父母，還有五名素未謀面的陪審員，我必須壓抑愁緒繼續發問。首次在法庭發言提問時顯然吃力，甚至有點喘不過氣，結結巴巴地重複幾次方可完成問題，好幾次需要死因裁判官幫忙覆述問題。」疑涉醫療失誤事件中死者的胞姊Jane感到無助，在庭上只好向死因裁判官說聲「唔好意思」。不少醫療事故死因研訊個案因無法申請法援，家屬須親自上陣，承受巨大壓力。記者：凌子淇
幾年前Jane胞妹因涉及瑪嘉烈醫院的醫療事故離世，家人事後申請法援，盼能聘請法律代表出席死因研訊，惟法援署拒批申請。她數個月後提出上訴，但再次遭署方拒絕。申請兩度被駁回，Jane與家人唯有在庭上親自陳詞，她坦言事前無甚準備，因法律知識不足夠，又無專業人士幫忙，連最基本的法律程序都不認識，只能靠自己摸索，「我哋因為無律師所以至問你，但你又唔畀我。我哋住公屋，就算我哋四處招募，又有無咁嘅資源呢？」陪審團最終裁定妹妹死於自然，但Jane認為難以釋懷，因為事件中尚有許多疑團未解開。
「嗰排成家人係癲晒」
Zoe（化名）同樣因親人在一宗公營醫院醫療事故離世，須就死因研訊申請法援，惟首次申請時所提交的資料不齊全而遭法援署駁回，直至第二次獲社區組織協助尋求專家意見和撰寫文件才獲接納。她形容申請法援的過程跌跌碰碰，經過十個月的嚴謹經濟審查後終獲批，但其後得知法援署「第一押記」的機制，即受助人如透過獲法援進行的訴訟，或從相關的另一訴訟獲得賠償，署方有權扣除為受助人支付的法律費用，意味着即使日後循民事訴訟取得賠償，扣除了需要歸還署方的訟費，實質賠償其實不多，Zoe因而放棄死因研訊的法援，並與家人自行代表出庭。
為應付死因研訊，Zoe與家人早幾個月便開始翻閱文件及搜集資料，過程並不容易。憶起六天的研訊，Zoe直言猶如「作戰狀態、打仗咁款」，每日散庭後均須再翻看文件研究如何向證人提問，「嗰排成家人係癲晒」。加上事隔多年，研訊再次勾起原本已經放下的愁緒，對家屬而言相當煎熬。
普通市民難負擔訟費
根據現時規定，法援輔助計畫並不涵蓋死因研訊，換言之，經濟資源超過四十二萬港元的家屬不符合申請資格。而法援署在審核涉及公營醫院醫療事故的死因研訊時，須考慮給予法援是否有助維護社會公義。負責跟進Zoe個案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認為，署方把關嚴格，「就算可動財務資源多過四十萬，普通市民都好難攞幾百萬出嚟請一個律師團隊」，再者，研訊案情也是關鍵，申請人須證明案件涉及整個醫療體制或架構的漏洞，而非單一事件；及清楚指出研訊重點，或提供專家意見證明申請理據，法援署才會受理，但一般市民未必掌握撰寫文件的方法，亦缺乏資源委託律師找專家寫報告。
彭續指，不少醫療事故死因研訊個案的家屬因無法申請法援，須親自上庭提問證人，過程中不僅會勾起許多傷痛回憶，家屬不諳法律程序，無法掌握發問技巧，導致未能作出關鍵性提問，或會影響死因庭了解事件。彭又表示，準備過程須花很大工夫，家屬既要壓抑情緒應對研訊，又擔心發問錯誤而遭裁判官或其他有利害關係方的法律代表挑戰，因而承受巨大壓力，甚至不想面對。
《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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