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去年底宣布不再尋求連任，他接受《星島》專訪時表示，個人熱衷工作，亦十分珍惜過去數十年的政治經驗，因此退任常委後，仍會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參與，只要國家有用得着自己的地方，都會貢獻力量。
作為縱橫政壇四十年的長青樹，譚耀宗緩緩談起從政初心，自言是簡單的人，從政亦是機緣巧合之下獲前輩賞識。他罕有談起六四事件前後的言論，認為當時是基於愛國家、關心國家而發表意見，可是當時得到的資訊並不全面，對全局理解不足，外界毋須過份解讀。
記者：林劍
形容本屆常委工作最艱難
譚耀宗指，今屆人大常委的工作充滿挑戰，2018年新上任時稍為平靜，有時間熟習工作邊做邊學，可是接下來幾年先後面對2019年「黑暴」事件、2020年《國安法》立法，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解決了一些香港長年累月以來無法處理的問題，近日亦要處理解釋《國安法》的事宜，許多事情都是回歸以來從未發生過。「好的方向想，當然是香港社會對人大常委會的認識多了，現在每一次人大常委會會議，傳媒朋友都會問我有沒有涉港議題，證明大家都很關心。」
他形容這5年任期任重道遠，甚至是回歸以來最艱難的一屆常委會，只是自覺年事已高，而人大常委又不設補選，不希望任期中途健康出問題，所以決定退任。對於接任人選，譚耀宗稱不便多言，但相信新當選的36位人大代表有不少傑出人才。
譚耀宗寄語新一屆常委開會要做足準備，「我的工作比起其他人大代表吃重很多，人大每年只開一次會議，常委會兩個月一次，每次近20項議程、十多項法例要審議，有條例草案、部委的意見反饋、財政報告、官員任命等等，是需要很多時間了解和參與，工作層面很闊、要求很多，要花很多時間準備的。而且會議文件不會提早很多給你，大約一星期，要看過文件再準備發表意見，所以開會前一個星期會十分忙，有時候會議有重要議題，回港後更要辦一些宣講會解釋給大家聽。」
被問到這是否代表新任常委應該卸下其他公職專注人大工作，譚耀宗指難以一概而論，「可能也有些朋友時間管理做得很好、看文件很快、有很多助理幫忙吧。」
2015政改「甩轆」最遺憾
談到從政多年最難忘與最遺憾的經歷，譚耀宗重提2012年立法會選舉。其當年作為民建聯主席，在新界西地區直選冒險派出3張名單迎戰「想搶多個位」，最終他、陳恆鑌、梁志祥悉數當選，得知結果後「激動到喺台上喊出嚟」，說起這段經歷時，仍然津津樂道。
至於最遺憾事件，當數2015年政改表決「甩轆」，當時建制派因「等埋發叔」一度離開會議廳，卻因協調失誤，沒能製造流會，最終方案被大比數否決。譚耀宗坦言事前有人初步醞釀離場製造流會，卻沒有人事先與所有建制派打招呼，最終「有人唔明」而沒有離場，雖然就算建制派齊人在場方案都是過不了，可是此事予外界觀感很差。「事後真的很自責，我自己都在場，都沒能阻止這事發生。」
被問到有否退休打算，73歲的譚耀宗表示，多年來深度參與香港政治，沒停止過，希望好好珍惜這些工作經歷，「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當然都願意承擔。」他強調不續任人大主要是基於年事已高、常委工作量非常吃重，可是其他工作崗位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長、民建聯會務顧問等，未來自問仍有能力擔當。
愛國情懷受3件事啟發 包括六七暴動
譚耀宗從政之前，曾任職售貨員和櫥窗設計員，七十年代加入工聯會屬會，涉足政治緣於1982年出任工聯會副理事長、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代表、基本法草委，1985年循首屆立法局間選當選勞工界議員，九十年代一同創立民建聯。譚耀宗坦言年輕時未必想過從政，形容是「機緣巧合」：「很多朋友都問起我為什麼（從政），其實都有一定的機緣巧合。我在1979年原先是負責業餘進修中心，在工人俱樂部，做些文娛康樂的工作，不過後來會方開會集體決定，推舉我出任副理事長和勞方代表。可能因為我在大機構任職過，當時三十多歲比較年青、懂一點英文，文化程度以當時的工聯會來說算是不錯吧。」
他又談起對國家的民族情感來源：「1967年的事件（指六七暴動）我沒有參與，當時年紀還小，不過當時我都對港英的高壓手段很反感，這增加了我對國家的感情；加上我的父親是海員，他的工作直接感受到國家的興衰，海員工會裡也有很多愛國的訊息，他對我的影響很大；之後我所工作的公司，員工都很愛國，對我也有些影響。」種種因素下培養起其愛國情感。再加上當時的時代背景，八十年代之前勞工在社會上沒什麼地位，難談政治參與，但因為大環境轉變，香港即將經歷主權回歸，工聯會作為親中左派最大組織，造就他在政界的發展空間。
罕有談六四言論：當時理解資訊不全面
提到愛國左派，外界除了聯想回歸後的事件外，也很容易聯想到八十年代末。八九民運期間，香港政界曾不分政治陣營支持北京群眾，參與多場集會遊行及參與聯署。至六四凌晨的軍事清場行動後，譚耀宗曾經在於港台《城市論壇》上公開表示「強烈譴責北京當局」的鎮壓行動。然而自九十年代，親中陣營對事件封口，每年六四前夕，總是有網民重提他們當日的言論。
事隔34年，譚耀宗罕有詳細談起當日言論，明言並非什麼禁忌：「六四事件回頭看來，當時確實有很多事情我們都不想見到，當年國家貪腐嚴重，或許改革開放初期有些事情沒有抓緊管好，所以有些學生走出來抗議，初期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後來國家的形勢很險峻，當時的背景是蘇聯瀕臨解體、東歐巨變、共產黨備受衝擊，如果這個動亂繼續下去，整個國家就散架了，會被（外國）乘虛而入。站在鄧小平的位置，如果這種情況繼續，改革開放搞不下去了，很危險的。」
譚耀宗表示，當時只是透過香港的媒體了解北京狀況，所得資訊還不全面，尤其內地政府面對的迫切困境，要事後回顧才會明白更多：「當日我答應了《城市論壇》出席節目，之前又參與過其他遊行，但清場時，我們對資訊了解得不多，所以在那個情境中，表達了一些自己的不滿，不太接受處理的方法。你說當時有沒有更好的處理手法呢？那當然了。可是1949年建國以來都未遇過這種事，不知如何處理這些動亂問題，最後處理不來，要出軍隊，軍隊又沒有什麼防暴經驗。」
譚耀宗說，當時大家都是出於愛中國、關心國家而發表意見，別人喜歡重提他當時幾句說話，其本人倒不介意，不過當時單憑幾個畫面之下發表的評論，未必有太大的參考價值，他亦相信中央有從事件總結經驗和教訓，繼續改革開放道路。
寄語青年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譚耀宗如是總結數十年的政治生涯：「我的人生可說十分幸運，很多時都遇到好的機會，既然有就要更加努力。昨晚我和一些青年談過，提到有時年輕人工作不可以太急功近利，如果你表演亮眼，自然會有人賞識，就正如我當年在工聯會做文康體育工作，給到會方信心，有其他工作機會時他們就來找我，機會就是這樣來的，有的時候不必強求，適當的時候再爭取，有表現的話，大家有眼見的。」因此他寄語青年，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要看輕眼前的每一項工作，機遇總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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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一向予人感覺作風沉穩、說話謹慎、不苟言笑，這一點與同是民建聯元老的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完全不同。訪問尾段，記者心生好奇問起原因。
譚耀宗笑指：「我十分敬重曾生（曾鈺成），他是個很聰明的讀書人，問題分析很有深度，從他身上可以學到很多事，我沒他那麼八面玲瓏，我是個很簡單的人，不會轉彎抹角，還是穩重一點吧！萬一說錯話，無法自圓其說就麻煩了。可能這與我的背景有關係，我還是喜歡當一個踏實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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