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只是叫學生積極正面，這個社會又是否積極正面？」學生自殺率飆升揭社會悲歌。輔導教師協會主席何玉芬接受專訪時表示，近年社會及學習氣氛壓抑，疫下「封城」限制社交活動，學生變得孤立無援，嚴重影響精神健康。隨着政府陸續推出應急機制，她同意各界日漸增加對議題的關注度，但長遠而言，學校須鞏固校內「守門人」機制，盡早識別及協助高危學生始能治本。
記者 盧嘉潁
教育局月初披露，截至上月接獲高達31宗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屬近5年新高。何玉芬於專訪表示，意圖尋短的實際學生人數遠超個案數字，「這個數字底下有很多嘗試自殺，但不成功的個案，有些人臨時煞停，或被家人、教師、朋輩救回。」
負面事件造成創傷
近年本港經歷疫情、社會運動、移民潮等，社會籠罩負面氣氛。何玉芬稱，當一連串負面事件接踵而來，學生累積「創傷經歷」，加上疫情期間實施社交距離措施，無從抒發情緒，便逐步蠶食他們的心靈健康，「疫情時大家都困在家，對人或人際間產生負面影響，構成精神狀態的衝擊。」
身兼中學校長的何玉芬亦留意到，港生學習壓力不容小覷，歸咎華人社會充斥「比較文化」，「家長比較子女的成績、課外活動、讓子女返兩間幼稚園等，他們都想子女好，但都迷失了。」學生在高壓環境下，容易「怕輸怕錯」，活得小心翼翼，「當人人都很叻時，很怕自己做得不夠好。」她表示，曾有成績不俗的中六生，終因學業與人際壓力爆煲而放棄應考文憑試，斷送前程。
面對社會及學習環境氣氛低迷，何玉芬慨歎「我們只是叫學生積極正面，這個社會又是否積極正面？」隨着文憑試逐漸逼近，她邀約中六生對談，了解他們的應試心情及校園生活，均指友情是其生活重心，「大家都知道對方辛苦，但會互相鼓勵。」她指健康的人際網絡如「防護網」，「有些學生有事未必第一時間想跟老師講，所以朋輩角色很重要，彼此相互影響。」
共建正向校園環境
政府先後為高小學生推出《精神健康素養資源套》，以及在中學推行「三層應急機制」。何玉芬認為，新措施出台反映當局意識到學生自殺問題的嚴重性，但長遠仍靠「全校參與」，由校長、教師、社工，甚至同學等成為「守門人」，識別學生的求助與自殺警號，「讓想輕生的學生當刻有想聯絡的人，有一個渠道即時求助。」
何玉芬表示，隨着疫後復常，大部分學校積極舉行正向治療、失敗日等活動，教導學生如何面對難關，增強他們與同儕的聯繫。然而，仍有少數學校零推廣，「有些學校指『我們已經很忙了』，認為沒有必要。」她強調，建立正向校園環境，改善學生精神健康需要多方合作，更要持之以恆，「不要覺得當數字回落，就是沒事。」
辦音樂會參觀墳場 生命教育活動紓壓
常言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學生吸收知識以外，更要學習面對環境順逆。身兼中學校長的何玉芬表示，時下師生的課程繁重，冀通過舉行校內音樂會、參觀墳場等生命教育活動，建立正向校園氣氛，助他們排解壓力，「找回人生意義」。
執教鞭逾30年的何玉芬認為，學生的校園生活不應只為追趕成績，故籌辦學術以外的活動，讓學生發揮所長。她舉例，今個學年於上學時段設立「音樂角」，讓學生每天藉着音樂，清空內心的鬱悶再開始上課，「通過聽音樂將情緒定下來後，便不容易被外界的事影響」；同時讓學生發揮所長，「讓他們知道自己被看見。」
教師福祉亦要關注
此外，鑑於教育局近年優化高中4個核心科目，該校亦善用騰出的課時進行價值觀教育，例如帶領學生到墳場進行觀察，由教師引導學生反思生死概念，以及生命的意義，「課程指導下，學生會在談人生意義和目標，都是做些基礎的防禦工作。」
學生之外，教師亦是學校重要的一員，故何玉芬認為教師的福祉同樣要關心。她舉例，曾安排教師在發展日進行「影子工作」，如分組到涼茶舖等店舖擔任一日店員，離開慣常的工作環境，循另一個角度觀察生活，重新留意平日因忙碌而忽略的人事物，領略生活的樂趣，「老師一樣要人際聯繫、要有目標和休息，才不會覺得工作是『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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