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一路」，乃是以宋代的海上絲綢之路為基礎，期望將各個相關地區的經濟串連，猶如恢復宋元明歷朝海上貿易的繁榮。海上絲綢之路是中世紀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最早更可追溯到秦漢，及至宋元時期最為鼎盛。這條海上通道不但促進經濟全球化，更讓不同種族、宗教及文化互相交流及融和。
中唐以後，經歷安史之亂的北方經濟頹靡，江南經濟卻急速發展，而且海外貿易需求增加，令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得更快。到宋朝時，國境西北方連接中亞的交通要道上有西夏、回紇與遼國等政權阻隔，令陸路交通與文化交流上極為不便，朝廷更着重海上絲綢之路之發展。要認識這段歷史，史書之外，還可到訪遺址親身見證。
泉州市舶司遺址三朝港口
一千年前，如果外國船舶來華貿易，最初接觸的官方機構就是市舶司。市舶司早在唐高宗時已設立，用以管理來華的外國船舶，司署會派員上船驗人驗貨及徵稅；同時也負責為朝廷購買洋貨及接待外國使者，簡直是集海關、稅局及物料供應處於一身的機構。過了千多年，本來設立市舶司的廣州、寧波、杭州之遺址俱被埋沒了，只剩下泉州市舶司遺址跨越千年到今天。
這個福建泉州市舶司設立於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是運作了最長久的「海關」，見證了泉州這個「亞洲第一大港口」，在宋元明三朝的海上貿易之興衰。元朝時，來華的馬可孛羅在《東方見聞錄》內也有提及：「刺桐港（泉州）是世界最大港之一，大批商人雲集，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像。」
雖然它現今隱於小巷之中，但也是中國現存的唯一一個古海關遺址，2021年7月，泉州市舶司遺址成功申請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56個世界遺產。
南海一號海上兵馬俑
1987年發現、2007年打撈上水的「南海一號」，是「2019年國家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她是當今在中國境內發現的最早期、最大、最完整的「三最」沉船。這艘巨型的南宋年間的貨運沉船更獲譽為「海上的兵馬俑」，可見當中的文物罕有度極高，現藏於陽江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
近年對南海一號的考察，發現了不少珍貴的鐵器、金銀器、漆木器、玉器、錢幣、動植物殘骸等，但最驚人的乃是在船上發掘了約8萬件保存完好的高質瓷器，出自景德鎮、龍泉、德化等多個官窯及民窯，當中更有多款具阿拉伯造型的寬口大瓷碗，是迎合海外市場的出口專屬貨物。據記載，貨物最遠乃到達古籍所稱的「綠衣大食」，即北非的法蒂瑪王朝（FatimidDynasty）。
而在不容易逃生的「南海一號」下艙內，甚至發現了不少人體殘骸，經DNA測序後，很多可能是受僱於船上的非黃種人下級水手，可見宋代的海上貿易發達及經濟全球化程度，甚至已超越我們的想像。
史上三大市舶司
海上絲綢之路主要分為東海航線和南海航線，東海航線主要前往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南海航線則主要往東南亞、印度洋以至中東中非等地區，其中揚州、泉州、蘇州3座古城在海上絲路發展歷程中佔有重要地位。
古城1—唐朝．揚州促進中日文化交流
隨着隋代開鑿運河，揚州迅速崛起，成為商業的中轉地：茶葉、木材、織錦、藥材、瓷器等各地物品都在揚州集散。及後，揚州工業更高速發展，如造船、絲織、銅器、金銀器、骨器、玉器等，除轉售內地外，更可經海上絲路運銷世界；加上不少富有的鹽商居住此地，消費零售自然暢旺。
唐代官方在揚州設司舶使，當時與她交往最頻繁的為「大食國」（今阿拉伯），而波斯、婆羅門、日本、高麗等國均與揚州有商業往還。此外，唐代的鑒真和尚，也因揚州位處沿海又經濟發達，當地佛寺均有財力支持他東渡日本弘揚佛法。鑒真留日10年，幫助傳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如佛教理論、醫學、建築等，促進中日文化交流，最後更圓寂於奈良的唐招提寺。因此，唐代時期的揚州，可說是有一種濃濃的「日本風」，也是近代日本傳統的「元祖」。
古城2—元朝．泉州穆斯林來華
元代福建的泉州城是當時最早對外開放的地區之一，因為擁有優良的港灣和發達的造船業，貨運業從日本、朝鮮半島到東南亞、波斯灣，一直連接到東非沿岸，難怪馬可孛羅稱之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因此，這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起點的古城，仍留下不少歷史遺跡，如佛教的開元寺、伊斯蘭教的三先賢墓和清淨寺等。
事實上，泉州港進口商品種類總數達300多種，以香料輸入最多，出口的乃是不同加工產品。其時可見泉州的成行成市的鐵鼎、鐵針、生鐵、銅鼎、銀器的店舖等，全都是準備運銷南洋各國的貨物。同時，海上絲路把泉州打造成當時對外交流的「超級窗口」，亦為內陸帶來了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和猶太教等不同宗教文化。當中，又以阿拉伯和古波斯的穆斯林人數最多，這些異教者在泉州經商任官，更會結婚生子，故此其時即使滿街穆斯林，猶如中東，也不出為奇。
古城3—明朝．蘇州紡織業發達
蘇州位處長江三角洲中部，早在隋唐時運河通航後，江南地區的水陸交通異常發達，更成為貫通南北經濟之關鍵地。由於蘇州在運河河道之上，也是海上絲路的重要港口之一。安史之亂後，江南地區未受戰亂影響，經濟發展卻更加發達。
明代的蘇州運河縱橫交錯，河道設備經改良，加上稻米品種的增加，蘇州的糧食十分富饒，棉花的使用亦令紡織業發達。是故蘇州在明代基本上都是領導全國棉織、絲織的首位。另一方面，蘇州早在明洪武時期，已向南京政府繳納全國十分之一的糧稅。故此，繁華的商業和運輸業同時帶動了沿河集鎮的興起，如蘇州以西的滸墅關鎮是運河上的大集鎮，政府甚至在此設鈔關收稅，是全國八個主要鈔關中稅收額名列第二，可想而知當時是何其繁榮。
文：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馮浩恩老師 圖：星島圖片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