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涉及最多被告的案件民主派47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案，昨日終有裁決。16名不認罪被告中，14人罪成，李予信、劉偉聰二人罪脫，這是《國安法》案件中首次有人脫罪，但律政司已隨即提出上訴。今次裁決，不論在法律或政治上皆有標竿性意義。
35+案是繼黎智英案後，最受關注的國安大案。根據判決，辯方提出「其他非法手段」一詞應作狹義詮釋的說法，有違國安法立法目的，限制於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的行為和活動，是不合情理和邏輯。法庭認為，各人有意圖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而不予區別地否決《財政預算案》，必然會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控方毋須證明各被告知道上述手段屬非法手段。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分析，裁決法律上有3個主要意義：第一，由開庭審訊、傳譯到爭辯法律觀點，完全採用普通法原則處理，足以反駁西方政客和傳媒對於香港「再沒有司法公正」的指控。第二，法庭首次對「顛覆國家政權」立下明確定義，「政權」包含政府機關及其相關權力機構，包括立法會，而「非法手段」不限於武力或刑事法例，其他不符合法例的行為包括濫用《基本法》下的公權力，也是非法行為，這與海外的國安法例定義如出一轍。
第三，法庭對於顛覆國家政權罪定下兩個重要門檻，控方必須證明的元素，分別是「被告有參與非法協議的意圖」，以及「有顛覆國家政權的意圖」，脫罪的兩人正是基於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令法庭完全信服上述兩點，湯家驊認為此定罪門檻很高。
35+案發生後，有聲音質疑否決預算案、特首下台是《基本法》寫明的憲制權力，為何會變成違法？湯家驊指，今次法庭正好裁定，濫用憲制權力的行為不符合《基本法》，也會被視為「非法手段」，因此「初選」與「否決預算案」皆非重點，而是這些舉動當中，有否涉及非法意圖及顛覆政權的行為。
至於政治影響，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指，黎智英案及35+案是《國安法》規模最大兩宗案件，二者是香港過往亂局的象徵，今次法庭為顛覆政權確立清晰定義，端正香港憲制秩序，警醒所有從政者不得鑽法律空子，癱瘓特區施政。他指47名被告昔日是反對派核心人物，裁決亦有象徵意義，顯示香港政局已「開新篇」，相信西方反應只會流於口舌上，因這批反對派對他們來說已無利用價值。
今次案件，《墨落無悔》聲明成為其中一個裁決關鍵。其實，由「攬炒十部曲」、《墨落無悔》到初選論壇，反對派種種「打開口牌」舉動，政治上本身已非常不智和錯誤，最終變成了「自我攬炒」。有建制派不諱言，修例風波、35+案件等事件「攬炒」的是整個香港，遺禍甚深，如官員所說，事件中無人是贏家。
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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