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接受內地《觀察者網》訪問時表示，香港經濟轉型是形勢逼人、為勢所逼，香港不能繼續因循守舊。劉兆佳又表明，要將解決土地房屋問題當成港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外還需用有力有效的辦法去處理，特別是要從頂層設計著手。頂層設計不是粘粘貼貼、修修補補，而是拿出整套方案，在行政、立法、政治上定得清楚明白，這樣才能更有效地處理問題。

劉兆佳指，土地房屋問題在香港是「老大難」問題，因為推動土地房屋政策觸及多方既得利益，面臨不同原因的反對聲音。房地產商等團體阻礙政府增加土地供應，是基於經濟利益；環保、保育團體阻礙，是因為所謂的道德立場；而反對派阻礙，是出於政治原因。

如果政府解決了土地房屋問題，反對派在政治上的生存空間就會萎縮；土地房屋問題解決不了，香港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就會更加不滿，反對派更能藉機削弱政府管治威信、打擊政府管治能力，繼而質疑、挑戰香港的政治制度，認為現有政治制度非改革不可，要走向民主化。

面對這些情況，需要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和意志，也就是中央、港府和立法會要聯手推動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港府需要強而有力，需要有魄力、有遠見、有膽識，再加上中央的大力支持，才可以克服利益既得者的阻撓、各種各樣的反對聲音，再或是來自法律、政治上的挑戰。

劉兆佳認為，港府可以大力用好現行的法律，賦予政府權力去收地及興建新市鎮，容許將部分郊野公園的土地用來興建房屋及促進新產業發展。政府也應加快一些法規程序的執行進度，尤其是涉及城市規劃、更改土地用途如改變工廈用途或收回土地的程序。這些改善可能需要通過修改法律，甚至是重新立法。

當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後，新的選委會既可以負責選出特首，也可以選出部分立法會議員，而委員會裡不少人應也是支持各種各樣的社會改革的。這樣一來，行政、立法也可以通過前所未有的合作去推動艱難的社會、經濟、民生改革，包括土地房屋改革。

至於為什麼討論有沒決心和毅力去解決這些問題時，中央的角色也很重要，他解釋因為如果中央擺明改革的決心，認為解決土地房屋問題是解決香港其他深層次社會、經濟、民生問題的抓手，並真的拿出決心和勇氣來支持港府大刀闊斧地改革，再加上選委會和立法會的支持，很多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甚至包括貧富懸殊問題和年輕人「上樓」問題。

劉兆佳說，其實香港需要產業轉型已經說了幾十年了。回歸前就有人提出，香港勞動密集型產業已逐步變成夕陽工業，不能再這麼持續下去，一定要推動新產業的出現。後來內地改革開放，珠三角突然間成為承接香港夕陽工業的重鎮，那些本來要淘汰的廠子在珠三角得到了更大的發展機會，不僅仍可以保留勞動密集、低技術含量的特徵，還可以做大做強，一個原本只有少數人的廠可以發展出幾百、幾千人的規模。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內地，造就了香港服務業、金融業和地產業的發展。

某種意義上，內地的改革開放也讓香港的產業轉型沒法再繼續進行下去。內地給香港帶來的發展機遇對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有相當大的好處，從商人的角度來看，繼續做地產、搞金融，風險小、回報多且回報快，他們不需要再作出很大的努力就可以獲利，那為什麼還要做那些比較困難和自己也不太擅長的事情呢。

劉兆佳指出，雖然長期依靠房地產和金融業也不是辦法，但轉到別的行業，是不是能得到更高的利潤，特別是短期利潤。而從事其他行業，特別是高新科技，可能要承擔很大的風險，甚至連融資都成問題，香港也未必有足夠的人才配套，且去做的時候市場又在哪裡，這些都不清楚。再者，港府對此既無遠見，也不扶持。因此，產業調整，也要看有沒合適的條件去做。

為勢所逼的意思，就是要改變當前以房地產和金融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並不容易，但香港也已逐漸看到目前這情況若再繼續下去，香港不僅產業轉型不了，連經濟發展速度也不會快，更麻煩的是年輕人得不到發展機會、財富越來越集中、貧窮問題愈益嚴峻、民憤民怨不斷升溫。

所以香港要推動產業轉型，特別是注重科技創新、推動高端服務業的發展，開拓更廣闊的市場。尤其是隨著歐美市場的萎縮和西方國家對外的打壓，香港要考慮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國和亞洲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思考香港長遠的出路問題，說服眾多個體主動自覺作出調整，這點並不容易，所以現在只能依靠港府和中央政府的努力。也就是，開拓新的產業發展空間，其中涉及到的人才供應、市場開拓、資金融通、政策優待等支持，既要來自港府，也要來自中央、內地。

政府如果不出手，人才、資金只會維持著舊有的產業結構，直到房地產和金融不再能提供機會這時候再轉型已太遲了；只有中央、港府從長遠的角度、從居安思危的角度去想問題、聯合出手，盡可能地利用內地所提供的市場、人才、資金、政策讓一些新產業殺出「血路」，讓港人對新產業逐漸生出關心和動力，才可能讓香港的產業結構走向多元化。

劉兆佳認為，可以參考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早就知道經濟發展不能只靠幾個行業，需要有不同的產業來維持經濟增長、滿足新加坡人的工作需求，所以新加坡一早就自己投資及引入外資開拓新的行業，譬如發展電子通訊科技、生物科技，甚至是煉油業，同時盡量保留一些原來的制造業。

劉兆佳解釋，新加坡是從國家生存和發展的角度進行長遠思考，而香港基本是靠市場推動，因此產業難以轉型。推進香港產業多元化，以政策甚至資金扶持，利用國家發展，特別是大灣區所提供的腹地和市場，讓一些有發展前景的新產業做大做強，形成臨界值（critical mass），達到一個足夠的分量讓它可以自己通過市場動力持續發展，這就是中央政府和港府的工作了。

另外劉兆佳在訪問中提到，當年鄧小平在構思「一國兩制」時，的確是想過加強香港和內地的經濟關係，否則香港怎麼為國家發展作貢獻，然而實際操作中，中央和香港兩地最初各有顧慮。

開始時中央和香港都是想著由民間社會和工商界人士去推動兩地經濟往來，不一定需要由中央和港府通過合作聯手推動。當時的主要顧慮是，如果由中央提出要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政治上會引起一些人的質疑，香港究竟是不是高度自治、中央是不是要插手香港的事務、甚至香港是不是要走計劃經濟道路。

當時就算有心想推動融合，也沒有這樣的政治氣候，所以香港最初想參加「十二五」規劃的時候，中央是抗拒的。後來中央覺得香港日後的經濟發展如果不能與內地加強聯繫，不能利用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就很難推動自身產業升級、產業多元化和經濟發展，才勉為其難讓香港加入「十二五」規劃。

劉兆佳說，雖然後來中央比較樂意提供各種各樣的支持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是香港本身內部也有很多阻力。比如，政府裡有很多官員都不是很熱衷於推動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因為這涉及改變他們一直以來的政策路向及他們在經濟方面的思想。

在兩地經濟融合過程中，政府一定要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甚至要扮演規劃角色。香港不規劃，怎麼配合國家規劃，而對於「規劃」這兩個字，香港很多官員既無經驗，心理上又抗拒，甚至認為是錯誤的做法。有些官員覺得以前港英政府沒有輔助產業發展，所以現在的政府也不應該有，否則不公平，而且隨時會選錯產業發展方向，結果得不償失，還會在政治上又受到別人攻擊。

此外，他們認為政府要慎用公帑，更加不能接受將公帑用在內地以扶持、協助推動兩地經濟合作。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香港要參與內地的發展，但香港不能投放資源在內地以協助香港人或香港企業在內地發展，這樣能夠做到的事情相對就少很多了。

社會上也有反對勢力在抗拒，他們從根本原則上反對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認為這樣不但令香港高度自治不保，還可能引入內地和中央的影響力，導致香港在政治、經濟上受制於中央、內地。反對派陣營中有一幫人經常想搞本土分裂主義，在經濟上肯定是想盡可能地與內地切割。

除了政治顧慮，香港社會上也有一些反對聲音，兩地融合導致部分港人利益受損。比如：內地大批企業來港上市，擠壓了本地一些企業的融資空間；有一些行業受到來自內地的競爭，如內地地產商來港發展，衝擊了香港地產商的利益；有一些人才覺得受到內地人才的挑戰；內地同胞來港旅遊，與本地人衝突增加，有一些地方的居民覺得生活受到影響……很多事情導致一些港人對兩地經濟融合產生抗拒感。

而香港這十幾年來飽受政治鬥爭摧殘，尤其在過去幾年受到各種各樣的動亂衝擊，政府疲於奔命去處理這些政治問題，也難以抽出時間去落實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拿大灣區舉例，廣東、澳門比香港積極很多，光是建港珠澳大橋，別人都建好了，香港還沒有完成。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不斷打壓香港、香港不能再依靠西方的背景下，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可避免不等於他們就會踴躍接受，肯定還有很多猶疑在的，這樣就不能全心全意去做好相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