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慶雲指租務市場限制太多，準備賣樓不再投資。
記者 郭增龍
訪問當日，記者參觀佘慶雲於油麻地廟街經營的劏房單位。單位位於舊樓頂層，打開大門，六百多呎的單位雖然被「一劏四」，卻仍保留逾百呎的客廳供住客共用，每個房間都有獨立廁所，「我是正式入紙屋宇署改建，每個房間裝修費要十五萬。」其單位月租介乎四千三百元至六千元，包水電費，「去年小組主席（梁永祥）也有來這里參觀，他說如果間間劏房也是這樣，工作小組就不用工作了！」
開會聽盡「堅離地」意見
佘慶雲以劏房業主的身分擔任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成員，曾受基層組織非議，質疑小組只聽業主聲音。不過，佘慶雲在小組開會一年，自言耳聞目睹的情況，卻是剛剛相反，「他們是堅離地思維，慷他人之慨，他們叫劏房租金不要那麼貴，不如叫香港樓價不要那麼貴。業主跟市場價值走，做錯了甚麼事？為甚麼會變成妖魔鬼怪？」
他記得會上有人批評業主謀取暴利，他即反問，謀取暴利如何定義，「即是○三年菠蘿包賣三蚊，現在賣六元，我可否罵店主，你賣六元是謀取暴利？」不過，他坦言早料到情況如此，「一年多前（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博士打電話邀請我加入小組時，我第一句就說：『你即係搵我做爛頭卒！』不過我都接受，因為我不想小組亂來。」
說到租務問題，佘慶雲認為自己絕對稱得上是專家，他在八十年代做過地產代理，九四年擔任東區區議員，當時在區內接觸到多宗物業糾紛，及後被傳媒整合成「香港十大租霸」的專題報道。經此一役後，找他求助的業主愈來愈多，過程發現不少業主只是「盲頭烏蠅」，以為買樓收租過程簡單，結果一遇到租霸就手足無措，「當時有業主問我，為何各行各業都有工會，業主卻無一個會做諮詢？」他曾先後向不同光譜的政界人物，探問由政黨牽頭成立關注組織的可能性，卻不得要領，於是他在一九九六年成立香港業主會，並擔任主席至今。
自組業主會開班教避租霸
二十多年來，佘慶雲除了開班教業主避開租霸，亦提供收費服務，為業主收回違反租約或拒絕交租的單位，「這二十多年來，職業租霸愈來愈多，亦愈來愈叻，根據現在的法例，租客打爛單位，業主是無仇報，相反業主為了收樓而破門，就是刑事。」他見證不少業主被職業租霸弄得心力交瘁，甚至要服食精神科藥物，「我的角色好像是另類『社工』，幫業主處理糾紛，減少他們的痛苦。」
他為了收樓，試過被人追打，卻笑言很享受當中的過程，「對付這些卑鄙的騙徒，要想盡辦法，設一個陷阱令對方踩入去，成功的話會很開心，有儆惡懲奸的感覺。」記者問他有何收樓秘訣，他卻絕口不提，擔心教精租霸，只分享個人自保心法，「對方喊打喊殺的時候，就冷靜地跟他說：『你打我都無用，我只是打份工。』」
設陷阱捉騙徒儆惡懲奸
基層組織過去找來不少劏房租戶，其租住的單位石屎剝落，業主更濫收水電費。佘慶雲認同，或有貪心的業主存在，但劏房環境惡劣，問題大多出自二房東，「如果天花石屎跌下來，業主一定會擔心，因為有意外的話，他有賠償責任，但二房東就『話知你死』，只想賺錢賺到盡。」他不諱言，不少二房東其實是熟悉行情的地產代理，看準業主只想準時收租的心態，「我聽過最誇張是業主簽了十年死約，月租五千，然後二房東用他的單位做劏房，月賺二萬。」
倡管二房東 小組未受理
佘慶雲慨歎，業主一旦簽約，日後發生糾紛，法庭亦只看租約辦事，「業主以為租客行為過分，一廂情願以為法庭會接受，但事實是法庭只看合約。」因此，他曾建議要求租客有義務翻查原業主於土地註冊處登記的租約，確認條款容許分租轉租，才可跟二房東簽署文件，「等於你接賊贓都是違法一樣，業主賣電犯法要管，我同意。但二房東未經業主同意分租單位的問題，是不是也要處理？」然而，他的建議未獲小組受理，「很多小組成員連土地審裁處都未去過，完全不了解實際情況。」
經歷過去一年討論租管的爭論，佘慶雲坦言香港不再適合投資，準備出售其劏房單位。未來他仍會舉辦講座，講解新例下的注意事項，避免業主不慎淪為苦主。自言甚有黑色幽默的他，在訪問最後選擇憑歌寄意：「想要留亦難留。」
收樓苦差難度高 難覓接班人
佘慶雲坦言，從未想過一直擔任業主會主席，過去多次有意培訓接班人，但幫業主收樓這份苦差「不是人人都頂得順」。
佘慶雲憶述，曾經訓練一位年輕女子半年，眼見對方略有小成，加上案頭上工作繁多，着她自行到其中一個單位跟租客交涉，誰不知她上門一次後，回來就決定辭職，「她跟我說，對方在門口放低一把刀，警告她如果敢再來，就會畫花她塊面，我告訴她對方只是嚇一嚇你，不用太擔憂，但我控制不到她一直擔心下去，最後她決定辭職。」
他認同收樓工作有一定危險性，但累積經驗後，就可以見招拆招，「太危險就兩個人一齊去，對方是女人的話，我一定不可以一個人。」今年六十有三的他，笑言自己仍然有心有力，未有退休打算，「我染黑頭髮的話就變番五十幾歲。」
《星島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