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全港的五歲女童虐殺案，隨着其生父及繼母被判終身監禁，各界關注如何避免悲劇重演。法改會擬訂立「沒有保護罪」，讓知情不報的照顧者同負刑責，獲保護兒童組織支持。不過，校長、駐校社工及輔導員均認為，在法例以外，當局應清楚列明高低風險個案標準與通報要求。縱然教育局近年增加處理虐兒個案的指引，惟相關培訓不足，教師未必有足夠能力識別懷疑個案。如相關細則及培訓未有改善，學界擔心新例會為教師帶來無形壓力，甚至出現輕率舉報等的做法，錯過處理虐兒問題的時機。

記者 郭增龍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數字，去年本港共有九百四十宗虐兒個案，數字較一九年的一千零六宗略減，當中超過四成為身體傷害或虐待，而近六成的施害者為受虐兒童的父母。為解決虐兒問題，法律改革委員會成員熊運信早前表示，委員會建議訂立「沒有保護罪」，針對兒童、老人或殘疾人士的照顧者，如老師、社工、院舍員工等有密切接觸人士，若察覺對方有受嚴重傷害的風險，就有責任通報，否則要負上刑責，最高可判監二十年。

曾擔任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主席的張超雄，一直倡議訂立相關罪行，他坦言根據過去經驗，如沒有法例規定，即使是教師、社工等的專業人士，也有機會逃避相關責任，「專業人士及有照顧責任的成年人，如果不將懷疑個案呈報，後果是無能力為自己發聲的兒童受害。」

心理傷害疏忽照顧難識別

學界及社工普遍認同增加保護兒童的措施，但有前綫社工認為，虐兒個案在呈報與不呈報之間的界綫模糊。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前會長葉建忠表示，目前行內的不成文做法，是針對初犯及傷勢不嚴重的個案，一般會視之為介入輔導的機會，而非追究責任，「社工的角色不是法官，我們是想避免事件再次發生。」但他指出，如法例生效，港府有必要清楚釐定呈報要求，或給予一定的彈性，否則前綫社工難以進行輔導工作。

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學校輔導部主席彭樂謙認同，無論是老師及輔導員均會擔憂，一旦呈報虐兒個案，會否對家長帶來嚴厲的懲處，「最擔心是令到家庭關係撕裂，增加日後修補的難度，政府有需要列明哪些情況是適合學校自行處理，哪些需要呈報，讓施虐者承擔後果。」

除了釐定呈報要求，如何識別懷疑虐兒個案是另一難題。彭樂謙指出，身體傷害可憑肉眼發現，但心理傷害、疏忽照顧等問題，需要留意學童是否有相關行為徵狀，才會露出端倪，所需的專業能力較高，老師未必能一一掌握，「學校輔導員會不時出通告，提醒老師留意一些徵狀，讓我們可以支援。」

教局應設專責小組解疑難

本身是中學校長的香港學校訓輔人員協會副會長李建文表示，教育局去年針對懷疑虐兒個案的行政及處理程序列出指引，內容鉅細無遺，但教師讀過指引後，不代表就擁有足夠的處理個案能力及敏感度，認為教育局有必要為教師提供相關培訓，「培訓不是開一個三小時的講座就等於做好了，而是提供有系統的專業培訓，包括教授問問題技巧及個案分析等內容。」

他續說，如要在學校識別出虐兒個案，不止老師，教育局也有一定角色，「現在學校發現虐兒個案後，到底是社署負責，抑或是學校社工負責，很多時也是一直問來問去，中間牽涉很多程序，未來可不可以簡化？既然政府重視虐兒問題，教育局甚至可以設立專責小組，當學校或者教師有疑問，都可以隨時有專人解答。」

至於中長期的措施，李建文認為，學校的訓輔主任可在處理虐兒問題上扮演更多角色，除了協助識別懷疑個案外，亦可進行預防工作，例如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解兒童權利，以及如何保護自己，既可增加兒童的意識，亦有機會讓學生分享個人經歷，增加介入輔導的機會。然而，如要訓輔主任擔當以上角色，有必要減少其教學時數，政府需要有政策配合。

不分輕重均呈報不理想

李建文認為，如教育局完成上述的政策及培訓後，相信會有足夠的基礎訂立「沒有保護罪」，否則立例後或會出現執行困難，並建議港府在訂立詳細的立法條文前，應先諮詢教育界的意見，避免法例為老師或照顧者帶來不必要的壓力。葉建忠認同，若在未有足夠的配套下立法，不排除教師及輔導人員為求自保，將不論個案情況輕重均作呈報，並非理想的處理方法。

不過，張超雄指出，「沒有保護罪」在外國多個國家均有實行，並非香港首創，至於呈報機制，他認為呈報不等於要將個案報警處理，而是確認下屬有向上司呈報，再確定處理方案，「例如老師發現懷疑個案，就要向校長通報，駐校社工則要向上司或社署匯報。」另外，參考外國做法，如當事人真心相信事件並非虐兒個案，並有理據支持，則毋須承擔法律責任。

《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