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以《擺脫西方誤導，香港該補上「黨史課」》為題在內地媒體撰文，指回歸24年，「一國兩制」從「井水不犯河水」走向「融合發展」，是其內在的理性轉型，是制度實驗因應時代精神的變遷。香港與「國家」融合，其中黨的領導是最本質的特徵。

田飛龍指，「一國兩制」下的國家組織，不是抽象的民主法治國家，而是具體的黨的領導原則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但「一國兩制」長期以來刻意留下模糊想像空間，一方面是中央保持極度的政治謙抑和權力節制，高度自治不僅被高度尊重和支持，更是被理解為先進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香港被本土派和外部勢力建構為「民主中國」的樣本，並作為滲透影響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前沿基地。「一國兩制」在粗淺的各方共識之下，潛藏著多重誤解和歷史進程的複雜張力，直到抗爭爆破和制度清晰化。

田飛龍強調，真正創制和管控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力量是中共，直接的管轄機制是《基本法》規定的中央管治權，但黨與國家權力的整合形式正是中國憲法的本體。離開黨的領導談論中國的合法權力，要麽是法理的錯誤，要麽是政治上的刻意切割，都不是中國憲法的真實規範。但是在港社會長期「恐共」、「懼共」甚至「反共」的社會意識形態氛圍下，國民教育尚且難以推行，關於黨的教育更是「人心」之堅冰所向。

他指出，在《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法構成的「一國兩制」2.0版框架下，掩飾或迴避黨的領導在「一國兩制」中的法權正當性及制度作用已經不現實。在根本意義上，講不好黨的故事，「一國兩制」的根本憲制原理就不通不透。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提出中共是「一國兩制」的創建者和維護者，「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離不開黨的領導，是符合歷史和法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