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佳指，港人的反共情緒對「兩制」執行非常不利。
中共百年黨慶，同時標誌香港回歸祖國四分之一世紀，但對大部分香港人而言，共產黨仍然是非常陌生的事物。劉兆佳指，這種現象有其歷史因由。追溯到上世紀，不少人遷居到港是為逃避新中國成立後的政治鬥爭，「他們的親屬可能曾經在政治鬥爭中受過傷害，肯定不會對共產黨有好感，因此將對中共的怨懟灌輸到下一代，形成世代相傳對共產黨的負面印象。」
他又指，當時港英政府某程度上容許媒體在學校進行反共宣傳，香港本地的愛國組織發揮作用有限。回歸前後整個社會文化氛圍不利於建立港人對中國共產黨客觀全面的認識。至回歸後，政府亦未曾認真推行國民教育，部分學校教師向學生灌輸反共意識，在年輕人當中形成對中國共產黨反感敵視的態度。
劉兆佳指出，中共早明言在香港不會有公開活動或者實體組織，因此中央及特區政府都未針對上述「反共、疑共、拒共」意識做任何事加以抗衡，導致連在香港公開談論共產黨都變成忌諱，更加深港人對共產黨的成見和誤解。不僅如此，內外敵對勢力乘機煽惑港人反共情緒，以求政治上坐收漁利。「每年一次六四事件相關宣傳，都是加深反共意識。」
劉認為，多年歷史原因埋下港人的反共情緒，形成幾個嚴重後果，對「一國兩制」執行非常不利。首先是令香港人認為中國共產黨以及其所領導的政府是不可信的政治實體。連帶由他們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亦受質疑是為中共領導的政府服務。
其次是未能清楚了解「一國兩制」是中共所制定的國策，同時是政策的推行者及保衞者。劉續指，大部分人不了解「一國兩制」制定有利香港，亦有利新中國與共產黨利益，錯誤理解以為在「一國兩制」下中共的利益與香港利益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任何危害中共政權的事態，都同時危害一國兩制，等同危害香港自身利益。」他認為，如果港人未能意識到香港與新中國是「命運共同體」，一味從鬥爭對罵的角度出發，刻意衝擊中共領導地位，客觀上是與自己過不去。
第三個誤解是中港之間經濟發展關係。劉兆佳指很多人忽略香港過去得以不斷經濟轉型，都有賴中國支持香港的政策。
他指新中國成立之際，大量資本家、專業人士及技術勞工進入香港，促成香港啟動工業化過程。亦因為當時西方國家封鎖圍堵中國，令內地在多方面都要倚賴香港，例如利用香港市場作外匯及運送戰略物資。他認為，若非上述種種國際形勢造成的機會，香港難有二戰後經濟起飛的黃金年代。
劉續指，新中國成立後，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國策亦在支持香港持續發展。後來香港工業正面臨土地薪酬燃料等成本高漲的困境，開始走向夕陽化，剛巧遇上中共提出改革開放政策，本地工廠紛紛北遷令香港經濟回復新機，向金融服務業轉型。「儘管香港人對社會主義或者內地政治體制持不同看法，但不得不承認香港發展離不開中國共產黨支持。這點如不認識清楚，非但對自己不利，甚至有恩將仇報的意味。」
劉兆佳感慨，港人未能從歷史角度正視共產黨對中國的貢獻。他認為，共產黨結束中國內戰，令中國重新統一；恢復中國主權獨立；動員及組織全國人民朝共同目標奮進，令中國能集中國力走向富強；提升中國國際地位及影響力。「以熟讀中國近代史的人來說，我不得不佩服共產黨幾十年來取得的成就，把中國從貧窮衰敗、領土不完整、封建落後的國家，轉化為國際上舉足輕重的格局。」
他續指，現時年輕人反共情緒作祟，未能從歷史角度看待中國在過去數十年間，走過西方國家走了數百年的道路；只着眼中國與西方國家還有甚麼差距。劉兆佳認為，回歸後中國歷史教育不被重視過去，原因之一是特區政府怕引起政治麻煩，兼怕動搖自身政治本錢，未有推行任何措施糾正問題，令情況不斷惡化。
「香港與中央關係要有實質改善，共產黨這個問題恐怕無法迴避。」劉兆佳認為未來「一國兩制」要行穩致遠，政府必須加強香港人客觀從歷史角度認識共產黨，改善港人與內地同胞關係，以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