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內地傳媒發表評論文章指，回歸24年，香港對黨的領導的歷史和法理認知存在重大缺陷，一度陷入對抗和糾結之中，如今則必須全面準確認識中共領導體制在中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上的地位和作用。

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區憲制秩序，而黨的領導是中國憲法最根本的制度原則之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不能正確認識黨的領導體制，就不能全面準確理解和維護特區憲制秩序，也難以真正落實「一國兩制」和愛國者治港。

黨的領導是「一國兩制」的決斷性和守護性力量，是香港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保護者。黨的領導不是外在於「一國兩制」，而是其最重要的規範構成。香港的制度架構與繁榮穩定，需要黨的領導在國家制度、國家政策與國家戰略上的頂層謀劃，以及對香港角色的特殊安排。無論是高度自治的憲制安排，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戰略安排，甚至國家安全與選舉安全的危機應對，黨的領導都起到關鍵作用。理解黨的領導的制度原理及其作用機制，有助於香港和國家的準確互動。

黨的領導體制存在一個歷史演變和制度理性逐步成熟的過程，香港需要動態和完整地把握，避免片面化和刻板化。隨著2018年修憲，黨的領導體制在民主法治層面基本定型，全面依法治國與全面從嚴治黨成為理解體制的關鍵原則。香港需要跟進和更新對這一新體制的理解和適應，擺脫過往的錯誤認知和偏見。

田飛龍批評，香港歷史上存在殖民教育和制度的長期同化和改造，在社會層面沉澱下一種反對國家和黨的領導的政治文化，「殖民史觀」和「本土史觀」交替整合，對真正適合「一國兩制」的愛國愛港史觀進行拒斥和污名化。

他又批評，香港回歸後未能​​及時系統推行國民教育，其本地教育體系的殖民性及「反共」內容大量存在，並持續受到本地文化和外國勢力的加持及鞏固，造成一種泛本土主義的對抗思潮和社會基礎，甚至出現「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激進運動。

他又指，「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仍存在冷戰因素，西方甚至「台獨」勢力長期將香港作為「反中」顛覆基地，多次策劃和推進「港版顏色革命」，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發起政治挑戰，在香港進行廣泛的文化滲透與政治操控。

他認為，「一國兩制」制度規劃與建設中對「一國」凸顯不夠，過分強調「兩制」差異及尊重香港已有文化及高度自治，國家權威與形象未能更新，國家權力未能進入香港日常管治體系形成監督力量及與每一個人建立法權連接，香港國安法第一次嘗試彌補既往制度漏洞，更新香港的國家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