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當日發生刺警案。資料圖片
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的周年紀念日，過去例必有反對派遊行，去年起《港區國安法》成立，加上疫情肆虐，大遊行被叫停，今年情況也是一樣，由於疫情和對社會秩序考慮，警方不批准申請組織搞大遊行。七．一當日，有個別人士繼續活動，整體情況在可控範圍。只是到了晚上，有一名五十歲男子在銅鑼灣用刀向警員施襲，之後竟自插心臟自殺。警方事後把這次襲擊事件定性為「孤狼式恐襲」，社會為之震動。
「孤狼式恐襲」近年在西方國家經常發生，被殺傷的人為數不少，非常恐怖。「孤狼」只是個人，行動無組織在背後策劃，他們潛伏在公眾當中，要獲取情報和將他們找出來，相對有組織行為困難。這些孤狼要進行襲擊，毋須使用甚麼複雜武器，駕駛一部汽車就可以施襲，今次的孤狼就只用一把刀，同樣有巨大的殺傷力。在黑暴期間，有人曾用鎅刀襲擊警員，這次行兇者自殺，造成的社會效應更大。
國際慣例不向恐襲妥協
襲擊事件發生後，有人走出來獻花，有人在網上讚揚，視為烈士，有人把警方制止獻花的片段上載，形容為警暴，在社交媒體上大肆宣揚。香港發生「孤狼式恐襲」，社會震撼，這種形式的恐怖主義早在世界各地時有發生，有些人要表達一些包括宗教、種族和政治等個人訴求，不惜使用暴力傷害他人。比較近的就發生在上月初，加拿大多倫多一名二十歲青年出於對種族的仇恨，用小貨車駛上行人路撞死一家四口的伊斯蘭家庭的慘案。這些「孤狼」最初可能只是針對執法人員，但隨着執法人員警惕增加，不易下手，就可能轉向平民，禍及無辜。
往績證明，這些透過暴力襲擊去爭取訴求的方式，能夠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因為任何社會和政府都不會向恐怖活動讓步或者妥協，明白一有任何的讓步或妥協，變相等於鼓勵這些行為，後果會非常惡劣。剛升任保安局局長的鄧炳強，就清楚地批評美化暴力行為者做法令人心寒，政務司司長長李家超和多個紀律部隊公會亦齊聲譴責，死者任職的公司也對事後發表的一份措辭不當聲明表示追究，反映不容行兇者戴上任何光環。
至於今次向警員施襲之後自殺的五十歲兇徒，為甚麼會這樣做？原因仍有待警方調查。但看外地發生的「孤狼式恐襲」事件，行兇者都是思想比較偏激的人。回顧香港過去的八至十年，政治氣氛不斷激化，激進者使用暴力去爭取所謂的政治訴求不斷升級。香港人以往爭取民主都比較和平理性，香港的民主進程亦平穩地發展，事實上，香港人的民主和自由度，比回歸前只增不減，例如政制愈來愈開放，港人如何大罵政府，高叫特首落台也沒有任何後果。
不過，自從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違法達義」的歪理，在社會高調宣揚之後，港人以違法甚至暴力方式去爭取訴求，愈演愈烈。這批人的行事方程式是對任何議題都絕不妥協，政府不全盤接受要求，所有提案全部推翻，然後採取更激進的方式抗議，終於把本來和平的的港人變成接受，習慣以暴力、違法的方法爭取。
訴求要去到盡，得不到，便用強取心態對抗。二○一四年先來非法佔領運動，繼而是暴力式的非法佔旺。在反修例中，激進者攻入立法會、塗污國旗，繼而擴散至社會民生層面，公然破壞公共設施和店鋪，隨着襲擊不同政見的人，甚至當眾放火燒人，恐怖的手段，令人難以接受。七月一日發生兇徒用利刀襲擊警察然後自殺，已發展到另一個高峰。
回看整個事件，警員在街上執勤，有人懷有目的，見到警員就悍然施襲，該警員在毫無防避之下受傷，兇徒自己用利刀刺向胸部死亡。兇徒起事不涉及警方執法或施壓，懷疑只是心生不滿，絕不妥協，便採取激進的行動，但求一拍兩散，看來已是走入「牛角尖」。
送人頭徒添中港不信任
這種傷人自殘的做法不是新發明，在政治上根本難有實際效果。香港的主權還是治權，都屬於國家的大政，絕不可能因為某些個人行為會出現絲毫改變。甚至是領導人，也不可以隨便按自己的意志，作出讓步，這種不向恐怖主義妥協的原則，同時是國際慣例。若有人以為作出一些激烈行為，可以收到效果，未免思想過於簡單。
當見到有些家長竟然帶同子女去行兇現場獻花，或稱兇徒為烈士，鄧炳強直斥其非，表現正氣凜然，直斥這些父母如此教導子女令人心寒？同時強調警員必定執法。
說到底，特區自回歸以來，港人一直豐衣足食，政治大方向是開放而不是收緊。只是過去幾年，有些人想奪權，不斷提出種種的不確定理由，進而作出種種的脅逼行動，要求政府妥協，才令中央不得不出手。特區沒有暴政，只是一些人思想受到影響或煽惑，認同了歪理，香港社會不需要烈士，這些暴力人士也沒有值得推崇學習的地方。
以政治之名行恐怖襲擊，看真只是要幫別人送人頭？成功的機會又有多大呢？今次的極端行為，只會增加了中央對香港局面的惡劣的評估，加深了中央對港人的不信任。對於這種「孤狼式恐襲」，中央一定不會作出讓步，結果只能夠令到中港之間的不信任提高，產生的效果完全是浪費氣力，適得其反。
特約作者：陳約翰
全文刊《星島日報》專欄「港情周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