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教育是細水長流，是長遠的工程。
○三年的二十三條立法草案列出規管七個行為及活動，他指出，《香港國安法》已可處理如顛覆、煽動部分，但當年條文則未必足夠處理現時其他行為的情況，「我們要強化，正正做法律研究工作」，讓本地立法能處理最極端情況，「在一九年面對的危害國家安全問題，可能以前未必想像得到，就二十三條立法內容，一定是可以處理特殊情況。」
參考其他國家判刑皆重
包括將重點研究處理竊取國家機密，涉及間諜活動及其他方式的泄露國家機密的行為或罪行，「需要在研究立法過程時，去強化處理外國情報單位竊取國家機密，看看條文是否充分，這當然是法律研究的其中一個重點。」他解釋，現有官方保密法亦有針對間諜活動條文，但當年網絡活動並不流行，都是傳統實體行為，現在很多屬虛擬、網絡、數碼方面的情報及國家機密，「這些手段很可能在新法例需要研究，會否要有條文去有效針對。」
他提到，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會參考外國相關法例條文寫法，「外國都認定國家安全為頭等大事，所以他們的法律必然有效去處理國家安全風險。」至於罰則會否更重？外國的法例條文、《香港國安法》的實踐過程例如唐英傑案等都用作參考，他特別提到外國的判刑都重，「在實踐《香港國安法》會給予很好的啟示，而外國有關條例，亦可以參考實際判刑多少。」
《星島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