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內地媒體《觀察者網》撰文，指現在是香港抗疫的決斷時刻，需要港府和全社會果斷執行，共同承受暫時陣痛，才能闖關成功，真正實現「動態清零」。這是對「一國兩制」與「愛國者治港」的歷史性考驗，是大政治和大方向問題。香港不能輕率和僥倖地企圖躺平，「共存」不僅是抗疫失敗，更是民生困頓以及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的決定性失敗。「一國兩制」下半場的開局之年，承受不了那樣的失敗及其長期代價。
田飛龍指，對港府錯失防疫「黃金時機」的指責，代表了對其抗疫失誤的一種批評意見，在客觀事實和疫情風險面前是有道理。香港抗疫模式對內地模式和西方模式均有一定的學習、借鑒和參照，在前四輪疫情有值得肯定的成績，並一度接近與內地「通關」的標準，但非常遺憾功虧一簣。從「一國兩制」授權與自治的角度來看，抗疫屬於港府自治範圍的事務，由港府負首要和主要責任，只有在無法處理的條件下才可尋求中央援助。尋求中央援助的具體時機、方式和支援形式由港府提出，中央統籌決定。
田飛龍說，第五次疫情爆發及失控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中西方兩種抗疫模式之間左右搖擺，防控體系和動員能力未真正達到內地「清零」標準，導致清零時機延誤和疫情擴大，增加再次清零的成本和風險，港府在這方面存在決策和執行的失誤。
田飛龍批評，Omicron傳染力更強，外部輸入和社區傳播風險更大，但社會層面呈現抗疫疲勞，官員也存在執法漏洞，二者疊加造成了實際的疫情失控。田飛龍又批評，在疫情失控下港府只是一般性收緊防疫要求，尚未下定決心進行全員檢測、隔離與實質性清零，仍存在一定的搖擺和僥倖心理，需要批評和督促，否則即便中央支援的物資和人力齊備，在執行上仍有巨大漏洞和風險。
田飛龍強調，與內地通關是抗疫政治的最大考驗，也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這樣可以保證香港融入國家大局不掉隊，可以持續加入大灣區發展，激活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並結構性緩解民生之困。如果固執於跟西方通關，固然滿足於放鬆抗疫的「病毒共存」邏輯及執行負擔，滿足了包括公務員及精英人士在內與西方的利益和交通的重新連接，卻辜負了香港基層民眾以及國家戰略上的正當期待，與「一國兩制」基本精神背道而馳。下決心與內地通關，香港防疫只是「艱苦」一時，否則民生和戰略發展利益都會付出長期代價。抗疫是大政治，事關「民生正確」，也事關國家政治的正確。
田飛龍解釋，所謂「民生正確」是指香港多數人口沒有能力依賴和西方通關而過活且改善生活，但與內地通關卻可以大面積覆蓋到這些人口的日常經濟、生計以及在內地就業和發展的機遇，包括內地消費人群來港的經濟紅利。而所謂的國家政治的正確，指的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長期利益，不與內地通關將導致錯失融入發展的戰略利益，並累及社會階層的發展利益。
田飛龍認為，香港抗疫的搖擺和失誤，有管治層面和社會層面之根源。公務員甚至一般社會精英習慣於崇拜和追隨西方價值和模式，不相信國家可以在抗疫上做得更好、更可持續及香港可以模仿跟上，也並不真正願意回應民生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精英層與西方利益過於深厚及密切，決策與執行優先面向與西方通關，對與內地通關存在猶豫和軟抵制，造成與社會民眾利益及國家戰略利益的嚴重脫節；此外，西方在港存在大量利益和影響力網絡，有強大的遊說甚至牽制性力量，對港府決策施加有形無形的壓力，客觀上也需負上一定的消極責任。
他認為，港府現時採取的仍屬於常規應對措施，預期無法阻止病毒擴散及疫情升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緩解。如果仍以「清零」為政策目標，就必須一方面動用特首的自治緊急權制定全員檢測、隔離、接種疫苗的防疫規例，另一方面正式請求中央全力援助，結合中央與全社會力量進行抗疫闖關。
他指，社會配合是「清零」的關鍵條件。西方社會也嘗試過清零，但由於個人主義根深蒂固，社會自私而不自律，不願意為集體和他人作出利益和權利的部分犧牲，導致系統性抗疫失敗。「共存」是需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嚴重人道和人權代價的，是抗疫失敗的無奈之舉，絕不是優選路徑。香港社會有個人主義基因，也有社會自律和集體互助的東方文化因子，港府和社會領袖應做好抗疫動員和心理引導，才能推動社會與政府一起實現清零目標。
田飛龍又形容，抗疫也是對「愛國者治港」的實際成效和特首治理能力的關鍵測試。「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本原則，港人治港在其初心和制度形態上就是「愛國者治港」。但特區管治團隊所根植的殖民文化背景、公務員傳統以及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運用能力，還不能達到真正的「愛國者治港」的規範水準，尤其是無法達到「堅定愛國者」或「賢能愛國者」的理想要求。特首及其團隊需要時間和改正的機會。
抗疫的具體表現涉及香港民生、愛國者治港實際能力、與中央的互動能力以及融入國家大局的戰略實現能力，具體指標和影響因素複雜，需要綜合評估。港府仍有一定的時間和機會決斷而行，搶回失去的時間和信念，真正實現「清零」及與內地通關，完成「愛國者治港」的關鍵測試。其最終表現對特首選舉的具體影響以及中央的相應評估，還需要跟進觀察，目前並無確定性結論。
「清零」和「病毒共存」是各自適應中國和西方的抗疫模式。在全球平等競賽中就好比中國得了80分、西方得了40分，沒有道理逼著中國放棄行之有效的優勝模式。而且隨著「清零」的經驗和執行機制的成熟化，在社區精準封控架大規模疫苗接種的支撐下，「清零」是可持續的，也是總體成本越來越低的。
相反西方的「病毒共存」放棄了政府領導和社會共同努力，單方面依賴疫苗和自然感染，但對病毒變異及未來擴散的風險並無可靠的科學依據和控制能力，其總體成本只會越來越大。他認為中國不會放棄行之有效且可持續的「清零」，香港唯有跟隨國家共進退，才能維持繁榮穩定及在國家戰略上不掉隊。田飛龍批評，香港現時某些類似「共存」的做法，是抗疫思路中左右搖擺的繼續，以及醫療資源約束的結果，同樣是不可持續且存在擴散風險的，顯示出抗疫疲勞症之嚴重和西方宣傳攻勢之深入。
田飛龍警告，香港如果放任「共存」，社會可能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人道代價，以及與內地長期無法通關的民生與戰略發展的長期代價。抗疫風險的集中和社會壓力的加大，迫使港府必須嚴肅認真地執行「清零」的政策，而不能不負責任地選擇「共存」。進一步的嚴峻形勢預期將迫使港府作出決斷及引入中央大規模支援，在「一國兩制」範疇下打一場香港抗疫的翻身仗，凝聚全社會共識和力量一起闖關。此關若過，「一國兩制」信心、對港府與中央的信任以及未來融入發展的前景將豁然開朗，空前提升。所以抗疫是「一國兩制」的大政治，不是簡單的技術性防控，也不能陷入對西方模式的迷思。
如果香港堅持清零政策並引入國家支援，清零仍有希望實現，與內地通關預期在半年內應有希望實現。香港需要在與國際通關和與內地通關之間做決定性的選擇，這是決斷的時刻。以與內地通關為優先選項，以與國際通關做後續選項，這也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人心回歸的重大考驗和標誌。
與內地通關無損於香港國際地位的維持，反而因為融入大灣區發展及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而提升其對國際資本、人才的整體吸引力，並在「十四五規劃」系列目標指引下追求經濟競爭力的結構轉型和提升，國家也會在戰略和政策上予以最強有力的支持。
國際通關與否要視乎西方抗疫的進展而定，需要西方在付出「共存」巨大代價之後，在滿足與中國整體通關所需要的檢測及疫苗證明條件下，才可逐步實現。在中西之間，在抗疫大政治問題上，香港雖然面臨選擇困難和執行陣痛，但最終必須與國家共進退，這是長遠利益，也是「一國兩制」的必然要求。全球性通關及戰勝疫情，需要西方與中國共同努力，拒絕疫情政治化，杜絕疫苗民族主義，停止對「共存」策略的錯誤、扭曲和誇大的宣傳，真誠理解、尊重和接納「清零」的相對優越性和可協調性，與內地整體建立分階段、可驗證與可管控的「通關」路線圖，香港可據此相應制定與西方通關的具體政策方案及其執行機制。
他指出，尚無科學證據、疫苗可行性以及特效藥可以保證疫情在短期內得到遏制。美國和西方的情況所見沒有任何理由對「共存」抱有幻想及僥倖心理。「清零」是真正堅持全體人健康安全這一最大人權的抗疫模式，是中國行之有效的抗疫經驗的系統總結，不可能也不應當輕率放棄。中國對全體人的人權負責，因而不能允許「淘汰部分人」的人道與人權慘劇發生。
他強調，維護全體人之健康安全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不存在特殊性、或者必須與西方一致的理由，需要決斷而行，與國家共進退，實現港式的「清零」，為西方世界做一個示範，即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是如何超越西方一般標準而實現「清零」的。這將是「一國兩制」的一個獨特的道德成就和制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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