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是在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三年考會考和高考的。那時候，甚少同學有補習老師，更遑論參加大型補習社。那個年代，超過九成的同學出身草根階層，他們是自己努力讀書的。就是升上大學，班上大多數同學都是住公屋，大部分都是傳統津貼和官校的學生。那時的社會是有上游機會，大家都在差不多公平的平台努力。
我覺得那時的考核制度較為合理，你只要語文（包括中、英文）及格，而大學收生着重選修科的成績。我班不少同學理科成績掄元，但語文科僅僅及格。他們不少成為出色的醫生或科研人員。反觀今日的「神科」學生，除了從外國回來或唸國際學校的那批，DSE基本上要中文、英文、數學和選修科目，都取得優異成績。
「全才」的學生根本不多，結果不少「理科尖子」因語文科考得不好而被大學摒棄，這些都是無謂的犧牲，真是令人很痛心。若果錢鍾書生於今日，因為他數學不及格，一定不會獲清華大學錄取。
比這更荒謬的，是語文科的評核。我在中學會考時，中文拿甲等成績。我沒有花很多時間溫習中文科，我相信我的中文作文和閱讀理解一定取得高分。我只是閱讀很多閒書，所以作文方面像行雲流水。
二○一六年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梁文輝和張灝洋獲得這殊榮。張灝洋在傳統名校喇沙書院就讀，因為他和我小兒同班。那一年，他在DSE的中文作文被評為第二級。「媽媽，張灝洋的中文比老師還好！」「我在學校考得中文第二名，但我DSE作文得第三級，比張灝洋高一級！」小兒說。「為何會這樣？」我問。「可能我們不能扣題，或是內容不符合考評局的評分方案。」兒子說。
回歸後已經二十四年，教育真是一個大敗筆。孩子不懂中國歷史，沒有民族認同。我們的考試制度製造一批又一批的失敗者。今年我看到很多學童移民英國或加拿大，很多人不是為了政治因素，而是為了外國更健全的教育制度。
希望我們有破釜沉舟和釜底抽薪的決心，把教育制度引回正軌。因為教育永遠是國家社會最重要最寶貴的投資。電郵：[email protected]
苗延琼
作者為私人執業精神科專科醫生，育有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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