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是近年冒起的北京涉港青年學者，也是辭鋒犀利的名嘴。既批香港本土派「學養不足，挾洋自重」，又批建制派有「忠誠廢物」。香港回歸那年，他還是個十四歲的懵懂少年，對「東方之珠」充滿憧憬。二○一四年，他首次赴港擔任訪問學者，由此與香港結緣，也目睹香港逐漸走向激進化和暴力化，最後迎來北京的重拳出手。他說，「一國兩制」下半場正式開幕，中央對港從放任治理轉向積極治理，正在朝向「一國重心」的歷史性轉型。
出生於一九八三年的田飛龍，對香港的最初印象，來自於在江蘇北部縣城讀小學時接觸到的香港歌曲和影視，在年幼的他看來，那是一個經濟發達，文化多元的大都市。香港回歸那年，他讀中二，從央視畫面看到英國米字旗降落，五星紅旗升起，他自稱真切感覺到了「自己濃濃的愛國熱情」。
香港大學生乏國民意識
「雖然對香港充滿期待，我當時其實並沒有去香港的設想，因為我沒有資格，也沒有經濟實力」，田飛龍說，那個時候香港並不是誰都可以去，二○○三年之前，香港沒有開放「自由行」，內地人赴港只能憑公務或商務身分，或者經過特別派遣。「不過，那些對香港回歸之後的美好想像，後來一步步被打破」，他慨歎，到二○一九年修例風波，在內地普通民眾看來，香港的美好已經所剩無幾，「這是非常驚人的變化。」
田飛龍首次赴港，還是二○一四年受香港大學法學院之邀請，做為期一年的高級訪問學者。那年，他三十一歲，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教師。恰逢「佔中」運動風起雲湧。他近距離觀察港大學生會，驚歎於香港校園民主之激進和失序，也從中預感到某種未來的不安氣息。他指出，香港的大學生在價值觀上認同英美國家，整體沒有國民意識，「國家認同感非常低，甚至可以說沒有國家認同」。泛本土化思潮幾乎席捲了所有的高校。他們以「世界公民」自居，「而世界公民是一個被偽裝起來的殖民地臣民。這就是為何香港回歸之後，國民教育無法推行。」
田飛龍認為，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表面上看來似乎比較寬容，授權程度較高，中央基本不管，但其中包藏着巨大的價值分歧。「就中央來講，回歸之後香港二十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沒有能夠完成，這種最低限度去殖民化的功課沒有做好，意味着香港人只要自由，不要國家安全。」他說。而從民主派的角度，他們當初同意回歸，一個保留的條件是，香港回歸後在可預期的較短時間實現立法會、行政長官的雙普選。而雙普選於二○一五年基本落幕，他們在較長時間內都看不到雙普選。他指出，無論中央釋放怎樣的善意，想把香港從過度政治化的陷阱，轉向經濟和民生的議題和軌道，都無法改變香港政治朝着激進的方向轉變。
原有模式實際上失敗
田飛龍認為，這其中有各種因果關係的相互纏繞，有回歸以來中央治港跟民主派追求雙普選之間種種鬥爭和不信任，包括外部勢力干預帶來的一步步撕裂、怨恨和泄憤，青年本土主義也加入進來，完全無視一國兩制框架中，不能去觸動的一些底綫和界限，「這樣導致依靠香港本身法治的力量，靠香港社會包容的力量，已經走不下去了。」
「二○一九年借助某個偶然事件爆發的全社會性的暴亂，給出一個訊號，即香港一國兩制的原有模式，實際上是失敗的。」他指出，「由於（原有模式）無法走下去，倒逼中央祭出組合拳，引入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全新的屬於一國兩制下半場的制度體系來。」
針對當前中央對香港的治理，田飛龍認為，遠遠稱不上是精細治理，而是相當於在做「去殖民化」的補課。他相信，香港國安法和選舉法延誤了二十多年，此時「回歸的一代」已經成長起來，「無論補課式新法治的推出，還是對教育體系非常緩慢的改革，都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奏效。」
從放任治理轉向積極治理
他認為，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央對香港的治理仍然偏於粗放，保持中央權利的高度節制，甚至用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進行放任治理，是鄧小平時代以來基本的治理香港的風格。
習近平執政之後，「一國重心」的重心也發生變化，這從香港回歸以來中央發表的兩份白皮書就能體現。二○一四年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出「全面管制權」的關鍵概念，「這是在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不可能提出來的」，他認為，這是中央治港思想的一個巨大轉折，從放任治理轉向積極治理。
二○二一年底發表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旗幟鮮明地講清楚了香港民主的原則和基礎以及如何發展。他相信，這顯示習近平新時代已經對「一國兩制」發展規律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將「一國兩制」同國家戰略和體制的大變革緊密聯繫起來，正在朝向「一國重心」的重大歷史性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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