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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兩會會議結束,中國政治人事格局已定,港澳辦亦已正式升格擴權,中央主理港澳事宜領導人選雖未公布,但對港澳勢態明顯突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接受本報專訪時分析稱,自十八大以來,港澳「一國兩制」已形成新階段發展的系統戰略,無論誰負責港澳事務,都會更積極貫徹落實中央政策方針,也會對港澳繁榮穩定、兩岸和平發展發揮更積極作用,認為香港當下最重要是促成自身高質量發展,以及社會和解,讓市民在心理上更好的理解、適應和認同「香港新秩序」。

港澳辦升格方案出台,如外界所料參考國台辦,成為在黨中央及國務院下掛兩個牌的中央機關。田飛龍指,中央以往對待台灣問題的重視超過港澳,但這些年隨著港澳制度調整,特別在高水平改革開放與高質量發展階段,整個國家在戰略上,對港澳地位和設計,特別是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十四五規劃,客觀上需要適當的升格和加強港澳領導體制,將其納入中央最高層的直接領導和指引的範圍內。他認為今次是港澳領導體制的一個重要改革,將有利於港澳政策的正念暢通,統一和有效的運轉。

田飛龍認為香港當下最重要是促成自身高質量發展,以及社會和解。
田飛龍認為香港當下最重要是促成自身高質量發展,以及社會和解。

田飛龍續稱,經過《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的改革,「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初步框架已形成,但仍有一些制度建設的課題需要深入開展,包括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完善特區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惟他認為當下「一國兩制」發展最關鍵問題,首要是促成香港自身高質量發展,強調香港需在原有產業優勢基礎上,抓住融和發展新的機遇,重申只有保持香港發展優勢,香港的國際地位才能鞏固,各階層才能受益。

他認為其次是社會和解、團結的問題,指出過去若干年的社會運動、政治對抗,以及新制度由上至下的改革,香港社會撕裂、階層對立,對新制度的猶豫、徬徨及不信任,對香港社會本身的團結和再出發,構成不同程度的消極影響,無論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應當特別重視。

他又指,在制度建設外,政府既要在經濟民生上回應基層需求,再進一步在要在執法、司法與社會和解,重新建構社會的包容性,來納入不同選民基礎和階層對新制度的理解、參與和支持,強調只有一個有機、健全的團結香港社會,才能為新時代「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最堅實的基礎和支撐。

記者郭詠欣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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