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兩會會議結束，中國政治人事格局已定，港澳辦亦已正式升格擴權，中央主理港澳事宜領導人選雖未公布，但對港澳勢態明顯突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接受本報專訪時分析稱，自十八大以來，港澳「一國兩制」已形成新階段發展的系統戰略，無論誰負責港澳事務，都會更積極貫徹落實中央政策方針，也會對港澳繁榮穩定、兩岸和平發展發揮更積極作用，認為香港當下最重要是促成自身高質量發展，以及社會和解，讓市民在心理上更好的理解、適應和認同「香港新秩序」。
港澳辦升格方案出台，如外界所料參考國台辦，成為在黨中央及國務院下掛兩個牌的中央機關。田飛龍指，中央以往對待台灣問題的重視超過港澳，但這些年隨著港澳制度調整，特別在高水平改革開放與高質量發展階段，整個國家在戰略上，對港澳地位和設計，特別是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十四五規劃，客觀上需要適當的升格和加強港澳領導體制，將其納入中央最高層的直接領導和指引的範圍內。他認為今次是港澳領導體制的一個重要改革，將有利於港澳政策的正念暢通，統一和有效的運轉。
田飛龍續稱，經過《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的改革，「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初步框架已形成，但仍有一些制度建設的課題需要深入開展，包括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完善特區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惟他認為當下「一國兩制」發展最關鍵問題，首要是促成香港自身高質量發展，強調香港需在原有產業優勢基礎上，抓住融和發展新的機遇，重申只有保持香港發展優勢，香港的國際地位才能鞏固，各階層才能受益。
他認為其次是社會和解、團結的問題，指出過去若干年的社會運動、政治對抗，以及新制度由上至下的改革，香港社會撕裂、階層對立，對新制度的猶豫、徬徨及不信任，對香港社會本身的團結和再出發，構成不同程度的消極影響，無論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應當特別重視。
他又指，在制度建設外，政府既要在經濟民生上回應基層需求，再進一步在要在執法、司法與社會和解，重新建構社會的包容性，來納入不同選民基礎和階層對新制度的理解、參與和支持，強調只有一個有機、健全的團結香港社會，才能為新時代「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最堅實的基礎和支撐。
記者郭詠欣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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