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假資訊在過去數年間成為全球最關注的問題之一，在香港，特區政府也對立法管制假新聞進行研究。但在世界各地，社會自身也會出現應對虛假資訊的方法和行動，事實查證（fact-checking）的冒起是其中之一。

事實查證原是新聞傳媒的基本工作之一，媒體在進行報道時，本來就需要先查證事實的真偽。但在過去10年左右，世界各地均出現了專門從事事實查證的組織或機構，這些機構可能是專業新聞機構的分支，也可能是由新聞工作者、學者，或社會人士組成的獨立組織。於是，今天人們提到事實查證時，指向的往往是一項獨立於新聞報道以外的實踐。

全球趨勢 興起有因

這個發展的背後有兩大因素︰首先，在不少國家或地區，政客肆無忌憚地說謊或扭曲事實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對政客的說話進行事實查證變得愈來愈重要。例如在美國，不少專門從事事實查證的組織，就主力處理政治人物的言論；其次，網絡和社交媒體的蓬勃發展，使各種各樣的訊息不用經過專業媒體過濾便能廣泛流通，虛假資訊更容易出現，其傳播亦更快更廣。

表面看來，事實查證不是很複雜的概念，當一則假消息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時，從事事實查證工作，一般情況之下，不外乎就是透過搜尋訊息來源以證實消息的真偽。但真正實踐起來，事實查證工作需要面對一系列具體的問題，例如不是每一段訊息都是可以被查證的，有些謠言其實難以被證實或否證；又例如事實查證者要在面對海量訊息時決定查證甚麼，如何公平和合理地去設定事實查證的「議程」，也是一個基本問題。

所以，事實查證是一種專業工作。在全球的範圍內，事實查證在過去幾年可以說是經歷了一個專業化的過程，其中一個專業化的指標，就是國際認可的專業網絡和守則的出現。美國的非牟利研究機構Poynter Institute在2015年建立了國際事實查證網絡，同時推出一套專業守則，強調事實查核機構的資金來源和組織架構的透明度、事實查核方法的透明度、不偏不倚的重要性等。Poynter Institute讓世界各地的事實查核組織申請成為專業守則的簽署者，到目前為止，守則共有167個簽署者（雖然部分簽署者在逾期後仍未更新其簽署者的身分）。

資訊查核 尚未普及

在香港，事實查核在過去數年間也有專業化的發展。在2017年之前，香港大概只有臉書專頁「求驗傳媒」專注進行事實查核，但「求驗傳媒」只由幾位志同道合者組成，資源不多，能查核的訊息也很有限。2017年開始，國際新聞通訊社法新社的事實查核部門AFP Fact checking設立了專門查核在香港流傳的各種虛假資訊的隊伍。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12月期間，則先後出現了香港大學新聞與媒體研究中心的Annie Lab、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浸大事實查核，以及由一批新聞工作者和學者組成的事實查核實驗室。這3個組織以及AFP Fact checking都是國際事實查核網絡守則的簽署者。換句話說，更具備資源、公信力，以及專業背景的事實查核組織的出現，在香港只是過去3至4年左右的事情。

大概也是因為專業事實查核在香港的歷史不長，香港市民對事實查核的認知不深，所以到目前為止，市民亦不一定認為事實查核組織的工作可以有很大的影響力。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今年3月進行了一個調查研究，其中就問到被訪者如何看虛假資訊以及事實查核組織所提供的資訊的影響力。結果，在1015位被訪者中，15.7%認為在媒體上流傳的虛假資訊對他們個人有頗大或非常大的影響，39.5%認為虛假資訊對一般香港市民有頗大或非常大的影響。相比之下，只有13.4%的被訪者認為事實查核組織提供的資訊對自己有頗大或非常大的影響，18.1%認為事實查核組織提供的資訊對一般市民有頗大或非常大的影響。換句話說，至少在市民眼中，事實查核組織提供的資訊的影響力，仍然及不上虛假資訊的影響力。

判斷能力 逐步提高

不過，我們不應因此而抹煞事實查核組織的工作。虛假資訊問題及社會的應對方式有其發展軌迹。隨着市民面對虛假資訊的經驗增加，以及事實查核組織的持續運作，再加上關於媒體素養的教育工作，人們應對虛假資訊的意識，以至社會通過自身的和由下而上建立的機制去處理虛假資訊問題的能力，均會逐步提高。讓社會自身發展出應對虛假資訊的韌性，是處理虛假資訊問題的更根本方法。

文：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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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於《星島日報》2023年4月28日教育版專欄「大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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