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關撥亂反正過程與香港獨特性關係引起熱議，近兩年轉趨低調的立法會選委界議員謝偉俊接受《星島》專訪時指，現時政治環境的監察力度減少，認為「軟對抗」和「軟實力」只是一線之差，倘政府和個別政界人士，將尖銳批評或不主動配合的行為都視為「軟對抗」、對國安有害而加以打擊，會扼殺香港最大優點。
指議會監察力度減少 一件事應動用P&P
2008年連任至今的謝偉俊指，目前新議會生態確實與他過去十多年有很大分別，其一反對派消失後，幾乎再沒有激烈的討論，單向支持政府，對政府而言效率會快很多。他說在行政主導下，議員對議會工作沒「發球權」，舉例指以往立法會可以用特權法調查嚴重事件，如雷曼迷債等，但現時再沒人敢主動提出，舉例指新冠疫情的處理，其實有相當多決策過程值得深入調查，「不是說一定要用，但現時連提都沒人提。」
謝偉俊認為，或許政治現實是大家傾向穩定是最大前提，不想節外生枝，「大家都覺得這是新政府的蜜月期，沒有人想率先破壞和諧的景象，反對聲音提出來，很快都會煙消雲散，像啟德（反對簡約公屋選址）遊行。」
指撥亂反正行動存「邊際效應」
內地博客靖海侯近日文章談及國安法被「泛化利用」，謝偉俊同意現象存在，指國安法生效三年社會穩定下來，部分人有種觀感，現時國安威脅已大減，但官方對社會改造力度有增無減，且滲透到不同環節，如圖書館藏書，其中部分事件影響到本地和外地人對香港的想法，打破了某些平衡，令天秤傾向「嚴刑峻法」的一端，減少了「自由開放」的成分。
他舉例指，如是打擊危害國安行為，像顛覆國家、勾結外國勢力，大家會明白，「可是連魯迅作品、與政治不相干的書籍都要被指影響國安，這就有點太過了。」他形容，這類似經濟學上的「邊際效應」，當效益到一定程度時，繼續增加投入，獲得的效益就會逐步遞減，「比如說，防止了七、八成國安風險，效益已經去到最大，但之後還要繼續，要去到九成半、九成九，付出的社會代價就會愈來愈大，但效果會愈來愈小，最終在某些位置得不償失。」
「軟對抗」問題近期引起討論，謝偉俊認為，現時太多行為被歸入「軟對抗」，但認為從根本控制市民的思想並不可行，需尊重大家自由意願：「就好比夫妻情侶，你總不可能要求對方日日都說『我愛你』。我和白姐姐（白韻琹）之間也不會這樣要求，行為上互相關心就很足夠。至起碼守住底線不要『偷食』，正如市民至少不要犯法，已經很足夠。」他指社會存在一些灰色地帶或「淺灰色」，無需要視為與國安有關的行為「喊打喊殺」。
「從政者須有器量應對人身攻擊」
謝偉俊續指，如果不斷增加紅線，將一般議題「泛國安化」，或扼殺香港命脈：「香港以往的流行文化，像電影、漫畫、歌曲，能攻佔整個華人市場，這是因為香港人聰明、俏皮、懂得說不、靈活變通，又懂得『執生』，才滋養得出好的作品。」他指香港沒天然資源，最大優勢從來在於人，要是連靈活變通的特性都要扼殺，有才華有創意的人才被迫「躺平」，香港就只是「地理上」的香港，沒了內在的文化與靈魂，這相信也未必是國家所樂見。
他提到，「軟實力」和「軟對抗」從來是銀幣的兩面，文化要蓬勃發展，一定要市民發揮創意，自然會牽涉諷刺時弊、批評當權者：「市民看完後笑一下，消了氣，走出戲院就沒事了，是否要如此緊張呢？」他不猜測是否如靖海侯所言，有些人為了自身政治利益而誇大國安風險，但希望盡最大努力勸諫，阻止惡果出現。
官員一直表示願意接受批評，但評論不能歪曲事實，謝偉俊認為，一般市民批評政府時未必掌握所有事實，有時更帶誇大成分，但從政人士應有器量應對批評：「有些批評還會涉及人身攻擊，我都經常被人說是『西環契仔』、『白偉俊』，有時帶惡意嘲笑成分，但從政就是這樣，諷刺從來都是誇張的，有些甚至會修改了某部分事實，或多或少都有，其實都是『得啖笑』。」
指魚與熊掌難以兼得
謝偉俊強調國家安全必須守護，但只有治亂世才適合用重典，未必適用於「由治及興」的時期：「911襲擊後美國也減少許多人權保障，授權政府監聽；正如我們2019年『黑暴』過後，都經歷一段很長的撥亂反正時期，絕對理解的。一切都是時機問題，我們今日面對經濟收縮，不斷有壯年的人因為政治轉變離開，且都是一些高學歷、有專業知識、有消費力、懂香港文化的人。只要沒有大的國安風險，也是時候要想想如何『節流』，不要再讓他們走。」
他認為魚與熊掌難兼得，既想消除反對聲音，但又同時保留獨特性、經濟蓬勃發展，二者現實上有一定程度矛盾。「一間裝潢華麗的名牌店，放滿漂亮手袋，外面卻排滿荷槍實彈的警員，個個進去都要當大賊般搜身，自然會嚇走一些真的想光顧的人。」但謝偉俊承認，政治現實上似乎短期內治港政策也不會大變：「要打仗，自然需要一個鷹派政府，像現在那樣。如果要經濟、要外資，自然會少談執法，找一些懂談生意、懂風花雪月的人當政。」
記者：林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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